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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如何治疗经济危机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1年10月09日 09:38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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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为人民需要的服务提供资金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但欧洲和美国都选择了财政紧缩,这将使经济转型更加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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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还在继续,除非我们能很好地理解这次危机的原因,否则就不可能拿出有效的复苏战略。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两样都没能做到。

  我们被告知,这是一次金融危机,因此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均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银行上。刺激计划作为暂时药方大行其道,要到金融部门复苏、私人贷款重现活力才会收回。但银行利润和奖金早已恢复了原状,贷款却没有复苏。

  银行声称,贷款行为依然受到缺乏信誉良好借款人的约束,而后者又是拜萎靡的经济所赐。这么说不无道理,毕竟大企业无不手握万亿美元现金,因此钱并不是让它们不愿投资和雇佣工人的原因。但有些小企业的境况大不相同,它们饱受资金缺乏困扰,甚至收缩规模。

  总的来说,商业投资(除建筑投资)占GDP比重已回到10%(危机前是10.6%)。在房地产业存在大量过剩产能的情况下,信心不可能迅速恢复,不管对银行部门施以什么措施。

  由于愚蠢的去监管化政策,金融部门得以随心所欲,因此出现不可原谅的轻率鲁莽。显然,这是引爆危机的一大主因。房地产业产能过剩和家庭过度负债的余波让复苏难上加难。

  实际上,经济在危机前就已非常疲软,只是被房地产泡沫掩盖了。如果没有泡沫支持的消费,总需求就会出现非常大的短缺。

  与此相对的是个人储蓄率跌至1%。即使金融部门完全恢复元气,即使这些奢华浪费的美国人不从中领悟储蓄的重要性,他们的消费也将被限制在收入的100%以内。因此任何关于消费者“归来”的言论都是痴人说梦。

  修复金融部门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为了明白我们需要做什么,必须理解经济在危机袭来之前存在的问题。

  首先,美国和全世界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制造业生产力的快速上升超过了需求的增加,这意味着制造业就业量的下滑。劳动力必须转移到服务业中去。

  这一问题与20世纪初的问题非常相似。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将劳动力从农村地区逐出,驱赶到城镇制造业中心。1929年-1932年,农业收入下降了50%以上,工人被“困”在了农业部门:他们没有迁徙的本钱,同时下降的收入大大恶化了总需求,以至于城镇/制造业失业率也出现了飙升。

  在美国和欧洲,劳动力从制造业中流出的需要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制造业岗位总数有限是全球性问题,但比重下降却只限国内。

  其次,全球化是造成不平等性增加的因素之一。收入从会花钱的人那里转移到了不会花钱的人手中,这拉低了总需求。同理,能源价格上涨把购买力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了原油出口国,而后者意识到能源价格的波动性,自然会将大量收入储蓄起来。

  最后,新兴市场囤积了大量外汇储备,从而造成全球总需求疲软。东亚国家认定,没有储备会带来失去经济主权的危险。囤积储备固然能保护它们,但流入储备的钱却是花不掉的。

  眼下,能做些什么来修正基础性问题?囤积了大量储备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因此囤积储备的激励会被进一步强化。

  同理,尽管银行奖金已回到原来水平,但员工仍在工资下降和工时缩短的困境中挣扎,这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此外,美国也没能摆脱原油依赖。今年夏天,原油价格再次回到了100美元/桶上方,钱又一次流向原油出口国。而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进展十分缓慢。

  政府在为人民需要的服务提供资金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但欧洲和美国都选择了财政紧缩,这将使经济转型更加缓慢。

  全球经济病痛的药方需参照诊断才得出:一是以有利结构调整、促进能源节省和消除不平等性为目标的大规模政府支出;二是能为囤积储备创造替代方案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

  世界领导人终究会认识到这一点。随着增长前景的继续恶化,我们别无选择。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文 】 (责任编辑: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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