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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埃利安:全球经济走向哪里?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1年11月22日 13:11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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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依然可能遭遇反复,不寻常的压力以及史无前例的古怪结果。但请一定记住:一个全球范式转换带来的不仅仅是风险,还有巨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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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自纽波特滩——当前西方社会中充斥的不确定感不仅是人们的感受,同时也是事实。人们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忧心不已,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害怕儿女的境遇可能会更糟。但不幸的是,未来几个月的情况将更加动荡。

  美国经济在恢复高增长并大量创造就业方面举步维艰。成千上万人涌上欧美各大城市街头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体制。欧元区的经济危机已经掀翻了两个国家的民选政府,取而代之的则是掌控复苏进程的技术官僚。建构现代欧洲的关键之处就是欧元区体制整合,而各界对此的关注程度也日渐增加。

  这种不缺定性同时还跨越了不同国家和区域。那些担心自身未来的人同时也对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感到忧心,因为这个秩序的西方核心所面对的难题正逐渐扩散到全球公共产品之上。

  所有一切的同时爆发并不是巧合。事态的每一步发展(以及其环环相扣的发生次序)都指向那个彻底塑造了当今全球经济的历史范式变革,同时也指向某种焦虑——以往不论是在经济/金融还是社会/政治方面都能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锚”,如今它们却荡然无存了。

  重新建立这些“锚”需要时间。新的游戏规则尚未制定,而历史先例也无法完全照搬。但有两点是比较明确的:不同的国家(不管是任意还是必须)所冀望的结果各有不同;而把各方协调在一个整体全球体制框架下则需要花费很大力气。

  有些挑战是革命性的,需要许多年才能彻底显露出来;而另外一些则会突然爆发并造成一定混乱。而虽然这一切听上去非常复杂——幸运的是,从定义上来说范式变革作为一种结构复杂的事物其实发生率极低——因此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将告诉我们应该寻找什么,期待什么,从哪里寻找以及什么适应方式才是最优选项。

  这个分析框架基于一个常用的分析捷径:在统计学家所谓的“方程简约式”中定义数量有限的几个解释变量。虽然不一定完美也不够全面,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准确找出一小部分可以用来解释关键因素的变量。

  利用这个方法我们就有机会阐明:许多西方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的未来,都将由它们拿捏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这四个互联驱动因素的能力来塑造。

  第一个变量与资产负债表相关:许多西方国家都必须处理因过往过度借债和杠杆化所留下的烂摊子;而德国这类不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也会受到邻居的牵连。面对同样的现实,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去杠杆化选项。事实上差异是明确存在的。

  有些国家(比如希腊)的状况是如此糟糕,以致除了实施一场灾难性违约并进一步引发金融海啸之外根本找不到其他选项;而希腊也不是唯一一个被迫重组其债务的西方经济体。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抢先一步奋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虽然他们的紧缩动作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程度的牺牲。

  以美国为首的第三类国家则尚未找到清晰的去杠杆化选项。由于时间尚算充裕,所以它们会选择相对隐性也更加渐进的“金融抑制”路径,利率会被压低,以便让那些债权人,包括那些拥有中等固定收入的人能补贴债务人。

  而去杠杆化则跟第二个变量密切相关——也就是经济发展。简而言之,一个国家创造额外国家收入的能力越强,它在维持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履行债务责任的能力也越强。

  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许多国家必须通过在劳动力市场、养老金,住房和经济治理方面进行多年改革,才有可能跨越在竞争力,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所面对的结构性障碍。美国等国可以把短期需求刺激计划和结构性改革结合在一起。而以德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则能收割多年以来坚定(且不受欢迎的)改革所结下的硕果。

  但考虑到如今的高失业率以及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增长虽然不可或缺的,但也存在着不足。于是要引入第三个驱动因素:西方面临的挑战是不但要实现增长,而且要实现“包容性增长”,而其中最关键的则是实现更多“社会公正”。

  事实上,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公平态势。以大银行为首的某些市场参与者在景气时大肆渔利,却又能在泡沫破裂时逃脱应有的损失。而对这种令人沮丧的高收入“体现了银行特殊经济职能”的说法大众也不买帐了——既然史无前例的拯救计划都未能振兴经济和就业,那么凭什么要让他们相信这些?

  对一个更公平体制的呼声不会消散。一旦出事,这些呼声将以更大的力度扩散开来。西方无路可走,只能努力在资本和劳动力,在这一代和下一代人之间,在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保持更佳的平衡。

  这随之引入最后一个变量: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角色。目前欧美最流行的说法都指向日渐恶化的“领导力缺失”现象,而这也说明了一个本身就极为复杂的范式转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思维,程序和治理体制。

  跟新兴经济体不同,西方国家在处理结构性和世俗的变化方面都有所欠缺——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的历史——当然包括被错误定义为“大规模现代化”的1980至2008年间——都是以循环往复为主。而他们花在调整上的时间越长,风险也就越大。

  而作为这四大驱动因素最终承受者,我们也无需出于不确定和忧虑而裹足不前。相反,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简单框架来观察事态的发展,从中汲取知识并最终适应。虽然我们依然可能遭遇反复,不寻常的压力以及史无前例的古怪结果。但请一定记住:一个全球范式转换带来的不仅仅是风险,还有巨大的机遇!

  穆罕默德·埃利安是美国大型债券经纪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IMCO)首席执行官兼联席首席投资官,著有《当市场冲突之时》一书

【作者:穆罕默德·埃利安 】 (责任编辑: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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