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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宾塞:意大利式的欧洲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3年04月28日 15:57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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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怀疑欧洲官方长期致力于一体化的决心。而巨大的制度设计挑战就在于要找到强制性政策趋同的合适水平,使之既能在经济上起作用,又能在政治上可接受。

  发自米兰——

  在持续了两年的游移不定以及多种有条件承诺的共同作用之下,欧元区的系统性风险终于开始有所降低。意大利和西班牙实施了可靠的财政增长型改革,此外欧洲央行在德国的支持下承诺会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出手稳定银行部门和主权债务市场。

  不幸地是,形势可能会被逆转。欧元区的增长整体已经变成负值,尤其是其南部地区。意大利失业率约为12%左右,其中38%为年轻人。西班牙的失业率在25%以上(其中55%是年轻人)。而法国的经济指标正迅速下滑。

  与此同时,意大利大选的结果很可能会让该国——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及世界第三大主权债务市场——失去稳定的政府。从而令一个足以满足欧洲央行和欧元核心区的改革计划变得无以为继。

  令人惊讶地是(至少对笔者而言),市场对此的反应相当平淡。意大利主权债券的利差有所扩大,但幅度并不大。国外投资者或许并不会急着逃跑,但也不会涌进来买入。这个阶段人们似乎都在观望。

  意大利是唯一一个在后危机时期并未扭转其负面竞争力趋势(生产力相对于收入)的欧元区高负债国家。在债务对GDP比率超过了120%的情况下,意大利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去实施可以实现从转型向更高速增长过渡的财政刺激政策。

  即将卸任的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Monti)所领导的政府完成了主要的养老金改革、削减了公共支出并提高了税收。但绝大部分意大利选民都反对他的做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财政紧缩似乎并未波及到选举官员及围绕政府的部门、企业、工会这些大型生态系统的主要部分。

  对意大利政府的系统性改革也许是就财政健康与经济增长路径达成共识的先决条件。但当前并不是实现这些的完美时机。无论如何,真正的问题是与分配有关,并反映了政策工具的缺乏。

  比如,避税行为是如此普遍,以致那些交税的人反而承受了更多的加税冲击,并因此觉得越发不公平。蒙蒂之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要把目前的均衡状态转化为另一个更好的均衡——即避税是例外而不是常态——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结果危机的重负只好主要由失业者和年轻人来承受。考虑到意大利的负面竞争力态势,货币贬值——如果可能的话——不能长期替代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但它肯定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所裨益。

  首先,贬值能更加平均地分配再平衡的成本,使得为深层次的改革清除责任分担障碍变得更加容易。其次,浮动汇率意味着贬值是一个自动调整的机制,所以它的发生不需要清晰的责任分担选项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政治僵局。最后,像很多发达国家的情况一样,需求疲软制约了意大利的中短期增长。这意味着除非政府支出能够搭起需求的桥梁,否则该经济体的大型非贸易部门就不能驱动经济增长也不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但意大利政府,和美国及其它有财政约束的国家一样,正在削减有效需求。

  全球经济的某些领域正在增长。所以负面的国内需求冲击并不必完全约束几乎占意大利经济三分之一的可贸易部门——如果竞争力参数能被迅速重置,经济就会实现增长并制造就业机会。但显然,在欧元区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一种选择。

  对此的替代方案就是让各个收入阶层都分担缓慢的工资和收入增长,再结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这是德国十年前成功改革计划的配方——它包括了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改革,这种结合的结果是恢复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同时提高了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

  这种方法就长期而言并不有效。但德国的改革发生在全球经济更为良好的情况下,而且当最初的差距较大的时候,就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恢复增长。

  一些观察家提出欧元区需要设立一个更高且稳定的通胀目标来促进有需要的国家的“相对紧缩”过程,并进一步推进利率的“零点限制”,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力。但通胀也有其自身不利于分配和效率的负面效应,并会遭到强烈抵制。

  很难看得出来这会有个好结果。备选方案似乎是一个恢复增长和就业的漫长艰难过程,或者说是对共同货币热情的下降。

  除此之外,主要的教训与设计缺陷有关。在大多数情况下,欧元区的国家政府各自决定在基础设施、教育、研究和科技上的投资水平。它们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和竞争政策各不相同。但都影响着经济增长、收入和就业的轨迹。

  所以,即便欧元区的结构能被修正并达到实现财政秩序和平衡的理想水平,在其目前高度分散的结构下,各国将继续在其它重要方面产生分歧。而奢望各国政策分歧却得出一致结果是不现实的。调整机制是必需的,但外部贬值和通胀又无法实施,而劳动力的流动性也算不上良好。

  也许人们可以理解为共同货币“迫使”政策最终趋同。但实际上可能最先出现的情况是人们不再支持欧元,尤其考虑到调整机制的作用是那么有限。

  没有人怀疑欧洲官方长期致力于一体化的决心。而巨大的制度设计挑战就在于要找到强制性政策趋同的合适水平,使之既能在经济上起作用,又能在政治上可接受。

  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 】 (编辑:宋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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