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上午,一组题为《北京街头外国小伙扶摔倒中年女子遭讹诈》的图片出现在网络上,老外扶大妈?大妈讹老外?舆论指责“大妈”之声未落,视频证据揭示外国小伙撞到大妈的真相。剧情突然反转。一起事故,两种描述,道德和事实抢道,背后则是复杂的公众情绪。最终,外国小伙赔偿大妈1800元,因交通违法被拘留7日罚款1500元,因非法就业被拘留5日罚5000,并将被遣送出境。

2013年12月5日   专题制作:财经网评论频道
 

罗生门:外国小伙vs大妈vs拍照者

视角1:大妈讹小伙

最初的来源是国际在线:它采用组图形式,配以不谨慎且未署名的图片说明,媒体转载,大都以此为准。文字情感色彩明显,“东北口音”的中年女子“突然摔倒”,外国小伙子“急忙搀扶”,女子要其负责,外国小伙“大惊失色”,却被女子“死死拖住”。

作者被人诟病之处在于:没有与当事人核实,未向目击者求证,也没有询问警方的处理意见。就是这样一条不严谨的信息,已足够引起轰动,“讹诈”貌似成事实。网友评:“这位东北大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逼着外国人签下不平等条约的民族英雄”。

视角2:小伙撞大妈

凤凰网与新京报在几小时内,相继联系到相关人士,提供另一版本的事实,辅以当事人口述、目击者证言及现场视频。

视频中,外国男子所驾摩托车无牌,中年女子抱住后座,外籍男子骂到:“你傻X啊,我X你大爷”、“你骗人,你看我是外国人想讹我钱”等。

视频信息以及外国小伙的女友对“相撞”事实亲口承认,先前群情激昂的网民情绪为之一滞。舆论风向立即逆转。  

视角3:拍照者“打抱不平”

拍摄者李先生身为始作俑者,起初并不认为自己行为有错,但在接受多次采访时,言语存在矛盾之处

在接受国际在线采访时,他称,“那个大妈一看就是市井小民,就是想借机发挥,警察来了一看就明白了,这种事在中国发生太多了大家都明白,就是想要钱。”他也承认“碰没碰到确实没看见”。

但在接受法制晚报的采访时,说法截然不同:“眼瞅着一位骑着摩托的老外,剐蹭了一位迎面过马路的妇女”。

而在人民日报联系到他之后,他又表示,确系剐蹭,但车速很慢,他判断伤势不严重,故认为“疑遭讹诈”。

平安北京一锤定音 拍照者公开道歉

真正还原事件全貌,一锤定音的当属@平安北京 于当日晚间发布的一则情况通报:

警方现场调查,并调取了监控录像初步查明,该外籍男子无驾驶证,所驾驶摩托车无牌照,在人行横道内将中年女子撞到。警方于当日依法暂扣了肇事摩托车,其交通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罚。经医院检查,该中年女子伤情轻微。双方在医院自行协商解决了赔偿事宜。

拍摄者李先生也最终承认过错,发表公开致歉信。承认“使用了不严谨且不详实、有倾向性且夸张的描述”,导致了网友误读、部分媒体误报。但否认“故意炮制新闻以博眼球”。

李女士则希望,道歉信能帮助她恢复名誉。“最好能和之前骂我的呼声一样高,让我老家人都看到”,要是有老家人打电话来,说看到道歉了,对她是误解,她就原谅拍照者。

三棱镜:这个社会怎么了

至此,这起交通事故的真相得以还原,这本应成为一场讨论新闻专业性和受众理性的小事故。但是,太多相似案例,给予了情绪不稳定且不明真相的公众足够暗示,加之社会偏见太盛,因此讨论者难免误入“讹诈”vs“救人”的歧途。

观点1:道德的自我矮化

国人尤其擅长自我批评有人闯红灯,所以“中国人就是不守规则”;有人路边偷瓜,所以“全国人民的脸都被丢尽了”……总之,只要发现不文明现象,便丢出“中国人就是没素质”的结论。

在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继忠看来,“碰瓷”行为被认为是中国人道德滑坡的证明。在“大妈+老外”的元素组合下,公众条件反射式进行了道德自我矮化。因此,外国小伙从肇事者变身受害者的角色,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就在12月4日,上海虹泉路上发生的一起车祸现场。一名美国女子双手紧握伤者的手,不断鼓励他,直到救护车赶到。这位老外说,“我觉得握住他的手可以让他暖和些,舒服些。”

善良、豁达、幽默、直爽、充满人文关怀等,已经成为公众印象中老外的共同属性

观点2:标签式的偏见

按照推崇拔高某一群体相一致的逻辑,更多的群体贴上负面的标签。

有媒体总结了声名鹊起的“中国大妈”:她们有钱,带着一点无礼和不守规矩在全世界横冲直撞。先是趁金价跳水疯狂抄底,再把“广场舞”带到香港和美国,最近听说炒比特币。缺乏同情心、不知感恩、倒打一耙……这位被冤枉了的中国大妈,无疑替她的同胞们过往的负面形象背了黑锅,成了最后的买单者。

在中国大妈的背后,则是一个同样庞大、失去互联网时代话语权的中老年群体。但是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公众的“厌老”情绪正在蔓延。给老人让座、广场舞扰民等话题,将民生问题渐渐转为对老年人社会道德的质疑,进而演变成更广泛的舆论污名化。

在最初的新闻文本中出现却又迅速消失的“东北口音”一词,也是地域歧视的赤裸表现,网络空间的地域大战时起时伏,宗教、地域等标签的刻意突出,分裂国民共识,危害深远,实非妥善之举。

所以,就在我们一次次消费那些有关中国大妈,坐车老人的奇闻轶事时,偏见的标签悄然附身。

观点3:好人被冤枉的思维定势

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败德事件刺激下,导致了普遍的道德焦虑,没有调查也有了发言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愿望钝化,有评论认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别人”成为下意识,不把社会话题导向负面便觉得不踏实,这其实是一种“恶意想象强迫症”。

一切都要从彭宇案说起,它被认为是“好人蒙冤”的标志性案例,但它其实是一个被误读的典型。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徐寿兰在公交车站被撞倒地骨折,将她扶起的彭宇自称乐于助人反被指成肇事者。经法院一审宣判,事故双方均无过错,按照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对受害人损失给予40%的补偿,共45876元。二审期间,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上诉被撤回。

但6年后,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彭宇也表示,在2006年11月发生的意外中,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事后经法院调解,他对结果表示满意。

此后还有郑州的李凯强案、天津的许云鹤案,同样争议不小,而事实进展也与围观者想象存在不小的距离。李凯强案,法院认为,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但无法查证是由李凯强还是宋林其中一方当事人的过错而造成的,双方各担责50%。许云鹤案,法院认定,这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许云鹤的驾车行为与王秀芝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但“老人倒地不能扶”“好人做不得”的道德评判已经达成共识,负面影响已无法挽回。

博弈论:怎么办&怎么看

舆论场的集体暴力不应当成为公众捍卫现代社会底线的唯一武器。公众的焦虑如何才能消除,又该怎样避免更多的扶人被讹案层出不穷呢?

方案1:技术指南

老人倒地,救不救?这并非简单的道德问题,以道德胁迫个体,好心也能办坏事:万一摔伤的是颈椎,不能随便挪动伤者的头部,而是要用“颈托”先行固定;万一肋骨骨折,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导致骨折断端刺破胸膜和肺脏;如果老人摔倒是因为脑溢血、心脏病,或者因摔倒而导致脑溢血、心脏病发作,就要让其平卧,避免震动。

这涉及医学问题。卫生部为此出台过《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倘若我们无法判断倒地老人的伤病情况,至少要帮助他们拨打急救电话。

方案2:保险兜底

提供制度保障,降低社会风险,有助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一系列被救老人“讹人”事件,背后是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医疗保障欠账、司法公正焦虑等深层的社会原因。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通过合理的社会机制,分摊个体风险,避免老无所依的窘境,也就避免了很多的“恶”。事实证明,保险制度能有效降低整个社会的紧张气氛。比如与以往车主用打架来“协商”赔付不同,保险普及之后,再遇事故,大家都会心平气和地等待交警处理、保险公司“买单”。

11月27日,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北京市将依托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推出老年意外伤害保险项目,将来被保险老人在乘坐公共交通或逛公园等公共场所时,如发生跌倒、摔伤等意外伤害,均可获得意外伤害保险赔付,最高可获20万元。

方案3:法律护航

在现代社会,人们行为的基本底线无疑是法律 ,它以惩戒界定了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边界。因此,好的法律加上严格的执法,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能强制建立一个公民的基本行为规范。

诉诸道德命题,确实能引发同情或谴责等。但如果能将所有问题收归到法律框架中,才能给善与非善一个公正的裁定,给事件一个公平的交代。一切试图从道德层面获得同情与支持的行为,不妨暂且搁浅,给法律让路,用法律说话

“扶老人被诬”之所以形成现象,正是因为很多个案中法律往往无法给出妥善的答案,有时甚至是起到相反的作用,尤其彭宇案,法官的举措难逃和稀泥之嫌。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尤烈,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平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

方案4:坚守道德底线

除了外在的制度因素,内心的道德准则才是源泉,舆论与道德是秉持公序良俗的基本维度。一旦围观者以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表达,夸大人性的恶,未免有为多数人的冷漠开脱之嫌。因为自身行善不需要以“讹诈”社会惩罚不善者为条件。这种利用“坏老太”来自我解嘲、疗伤或自我安慰,这种饮鸩止渴的道德幻觉,既保护不了弱势者的利益,也增益不了社会的良善预期,反倒越发显露出群体的心虚。

那些“坏老太”们,既不能代表倒在中国马路上的千百个亟待搀扶的善良老者,也不能证明千万袖手旁观的看客就因此有了道德豁免权。所以,不要轻易的否定,而是要理智的相信。更重要的是:不要因个案丧失信心,坚守自身的客观立场和道德底线。

案例

#高中生案#

2013年10月30日,汕头市一名老人骑电动车摔倒在地,两名高三学生将其扶起并护送回家。摔倒老人称是学生导致其摔倒受伤,要求两人担责并赔偿。经过学校和民警的调查,受助老人承认自己一时糊涂,并登门致歉。

#蒋老太案#

2013年6月15日,四川蒋姓老太摔倒骨折。老人称自己被三名小孩撞倒,小孩一方则称当时是赶过去搀扶老人,却被诬陷。警方通报认定,老人系自己摔倒,有三名目击证人证实。给予蒋老太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因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

#武汉搀扶门#

2011年10月16日下午4时许,一女士在汉口民权路铜人像附近被电动车撞伤后,指认搀扶她的男孩为肇事者。警方经过10余天的缜密调查作出结论:15岁男孩张聪是清白的。

#殷红彬案#

2011年8月27日,南通司机殷红彬看到石姓老人摔倒在张黄立交桥上(高速公路)。将老人扶起交由路过村民送医。警方经调查发现,车内监控录下殷红彬整个救人过程,车上乘客也证实他是救人而非肇事逃逸。

#万鑫案#

2009年11月14日,重庆万州区分水中学初二学生万鑫赶场途中曾扶起一名摔倒的老太。老人及其子女则指他是肇事者,法院一审驳回老人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但二审开庭当天,原告主动要求撤诉。

调查
1.如果遇到老人摔倒在你面前,并要求你扶她起来,你会怎么做?
在外围观察
寻找见证人,再扶她起来
直接扶她起来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不理睬
2.3年前,遇到同样的情况,你觉得自己会怎么做?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不理睬
在外围观察
寻找见证人,再扶她起来
直接扶她起来
  

名家观点

刘远举:竞争性舆论消解偏执情绪

正是因为有了开放而迅速的新闻平台,多家媒体通过竞争与合作,共同、迅速地完成了一个纠错过程。从更大层面上看,对单个媒体的不信任往往意味着个人开始重拾自己的判断,摆脱铅字崇拜,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秦前红:助人的勇气与惩恶的底气

彭宇案中,最后真相大白是因为法庭审查,达州案中,靠的是公安机关的积极介入。不管是镜头前如何声嘶力竭,但是在证据与证人面前,一切的表演都是多余。你一万小时的义愤填膺也不如一篇事实明确说理到位的判决书来的有效。

石述思:一个老太与三个孩子的PK

当下社会不缺乏惩戒恶人的制度和民意,却缺乏恶人悔罪的土壤,缺乏避免更多人沦为恶人的环境。改善教育、健全社保,完善价值、重建信仰,无比迫切,但前路漫漫。

闾丘露薇:老人坏人多吗

如果觉得一种行为不对,那就批评这种行为本身和当事人本身,如果某种行为多了,那需要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出一种结论,是不是已经足够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动不动给一群人贴上标签,那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

鲍勇剑:经济学家怎样跳“广场舞”

在社会治理讨论中,素质问题频繁被提及。这是个设计的挑战,但不应该成为不作为的理由。“素质”是个懒问题。我们应该向善于创作浅显诗歌的白居易学习,和广场大妈一道来设计容易执行的管理规则。

杨小亚:当“讹人”事件遇上外国公民

惩罚心态、自我保护心态、民族自卑感交织在一起,其中的通病无外乎是只照见别人而照不见自己,只讨伐别人而甚少反思自己。想挽救道德滑坡,去讲多少遍雷锋的故事,都不如制度的保障来的直接和有效。

法制晚报:我们为何相互“贴标签”

“标签化”是“污名化”的过程,无论是“逆向标签化”还是“自我标签化”,都是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表达某种诉求和情绪。一方面意味着时代越来越多元开放,另一方面也正是今天社会分裂、分化加剧的结果。

新京报:“老外撞大妈”的三波口水

看似清晰的“辟谣”,其实隐藏着巨大的立场陷阱。辟谣处理,虽能将大妈拖出泥潭,但极易将外国小伙推上民族主义的“审判台”。更尴尬的是,原本可能负有些许责任的大妈,可能会一步步走上神坛。

中青报:“扶人遭讹”的报道模式应进垃圾堆

社会应当停止对扶人者和被扶者的类型化想像,更不能为了制造一切扶人者皆是助人为乐的道德幻象,而打压被扶者的合法权利主张。媒体把“扶人遭讹”抽象成一种新闻报道模式,往好里说是源于过度解读,往坏里说有炒作之嫌。

人民日报:破解“扶老人困局”需要三个支点

人性是多元的,考量是复杂的,很难指望通过某一个案例,毕其功于一役地在全体国民中实现价值重塑。走出“扶与不扶”的困境,需要建构社会向善的支点,这就是:舆论理性、司法中性、内心人性。

结语

  这一出反转大戏,真正的看点,不在于拍照者的正义感爆棚和价值观先行,不在于外籍男士无证驾驶和言辞不当,不在于李女士索赔金额是否过高,也不在于众多传播平台是否专业公允,最大的看点,乃是围观者能否在剧情反复中坚持理想思考,坚守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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