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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

　　关于高等教育的未来，全世界的讨论显示出惊人的对称性。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在推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的领域，如工程和信息技术，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无法拿出足够的大学毕业生。这一担忧导致了教育这一概念的狭隘化，使其专指实践技能的获得。

　　另一方面，一些亚洲国家的担忧则是进入劳动力大军的年轻人经历了充分的技术训练，但缺少足够的“另辟蹊径”经验。这一担忧正在扩大教育范围、纳入对感觉和想象的培养的初步努力中逐渐显现。

　　这两个方向的发展根源都在于经济问题。在美国，大部分本科生或多或少都因为大学教育而背上了债务，给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所谓的“干”领域）学费优惠和贷款豁免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将传统的四年学位项目压缩为三年、因此减少和取消文学、哲学和美术等“非实践”选修课程等成本削减措施也在讨论当中。

　　与此同时，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人们要求延长大学教育，使学生获得广泛的文科教育，以期毕业生更倾向于实验和创新。比如，香港大学将其本科生项目从三年延长为四年。

　　但这一狭隘的基于经济的观点没有考虑到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更大的价值问题。平心而论，任何领域的进步，不管是商业、通信还是健康和环境科学，都将越来越依赖技术创新，因此也越来越依赖推动技术创新的高阶技能，而高阶技能需要强化技术训练才能获得。

　　但是，另一个事实是强化技术训练并不能提供解决更抽象但极其重要的问题的充分基础。这些问题最终将指导全球政策和决策。比如：

　　·经济发展的紧迫任务如何与限制气候变化的需要相协调？

　　·国家主权在疾病、污染和恐怖分子可以随心所欲地穿越边境的世界中意味着什么？

　　·存在超越特殊文化传统观念冲突的普世人权吗？

　　·应该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从而为年轻人带来机会和希望，同时又让老年人得到尊严和尊重？

　　·一国对因迫害、贫困和冲突而到来的外国难民有什么义务？

　　·我们如何平衡个人自由和集体安全？

　　回答这些问题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比如能源产品、监控或在线学习的新方法）将起到关键作用。但道德和伦理问题从来不会有完全技术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还需要对人类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理解。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想要的生活，但无法教导我们怎样的生活值得向往。

　　简而言之，当前教育争论的双方都是对错参半。人类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对道德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因此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需要科学和人文学习的双管齐下--比此前任何时候都需要。

　　幸运的是，让教育更有条理、范围更宽广的很有希望的新模式已经出现。耶鲁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共同成立了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是新加坡第一所文科学院。这个新成立的寄宿制学院由文科学者和天文学家共同领导，其目标是打破学科界限，让学生能彼此学习。类似地，加拿大奎斯特大学（QuestUniversity）鼓励学生同时用科学和人文知识探索当今最紧迫的问题。

　　美国进行类似尝试也已经多年。比如，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学者计划--由工学院和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合作举办--旨在”培养通才式专业人才，既能用分析方法解决问题，也能做出道德决策，同时又身为高效沟通者“。不幸的是，这类计划大多缺少曝光度和影响力，无法决定教育改革走向。

　　应该抛弃让科学与人文对立的“要么/要么”思维，英国化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P.Snow）五十年前就认识到这是人类进步的一大障碍。应该寻找弥合这一推定分歧的办法并推而广之。

　　在调整教育机构以适应未来的重要工作中，我们决不能忘记已在过去得到充分阐明的教育机构的核心任务。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莫过于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既是文学家，也是科学创新者，他把教育定义为对“真正美德”的追求。

　　“真正美德”富兰克林写道，存在于“服务人类、祖国、朋友、亲人的能力和愿望的结合；能力……可以通过真正的学习获得或大大增强；事实上，也应该是所有学习的大目标和终点。”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抱负。

　　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Delbanco）是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研究主任，著有《大学：过去、现在和应有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