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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维什:大战和全球治理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4年01月10日 15:59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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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对1914年灾难的共同记忆能激发人们更深地思考如何在不必付出不可承受的高代价的情况下避免重大风险——即在牺牲效率和活力确保稳健性和恢复力之间权衡。和往常一样,世界的命运悬于平衡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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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坦布尔——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今天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世界有没有变得更安全?

  一战不但带走了近4000万人的生命,也酝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毕竟,如果德国可以避免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一战的直接后果之一),那么希特勒就不会上台,二战也可能不会发生。相反,1914年6月28日刺杀奥地利斐迪南大公的行为造成了到1945年才最终结束、让近1亿人失去生命的冤冤相报,人类遭遇了此前无法想象的灾难。

  当然,历代历史学家呕心沥血地寻找着世界大战的起源,并漂亮地写出各自的结论。历史应该刺激今天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深思全球治理问题上效率和坚固稳定之间的艰难权衡。

  二战结束以来的艰苦努力造就了有效的地区和全球治理机构,极大地减小了世界大战和大萧条这样的灾难的风险。事实上,尽管这些机构远远称不上完美,但它们在防止人道灾难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确保他们足够坚固稳定的效率成本。

  效率-稳定权衡存在于诸多领域。在设计飞机时,航空工程师必须保证足够的坚固稳定,以保证他们的产品即使在极不寻常和从未遇见过的环境中也不会坠毁。这要求一定程度的冗余性——比如,额外的发动机和充足的备用系统——这就造成了效率成本。

  经济系统也必须是坚固稳健的,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就是明证。特别是在美国,最近的危机前的金融部门结构强调高效地产生巨额利润,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成功。但2007年的现实——该系统的一些根本假设不再成立触发了导致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的危机。如果全球政府不以大规模援助和刺激计划出手干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如此万幸彰显出危机前政策的不可持续性。新的巴塞尔III银行指引和新的国家层面监管措施旨在通过更高的资本充足度、更低的杠杆水平,投资和零售银行业务更大的分离、更好的宏观审慎框架和预防金融机构变得“太大而不能倒”的措施增加金融系统的稳健性。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效率-稳健权衡的结果。如果资本要求设置得太高,银行就无法盈利,从而难以将储蓄引至投资上去,破坏经济增长。因此,挑战在于找出机会和安全之间——即效率和稳健之间的理想平衡。

  决策者在制定(比如)气候变化政策时也面临类似的挑战。科学界的共识是温室气体排放正在造成极大的风险,但这一风险的规模和时机还不确定。

  简单地说明一下权衡问题。14%的银行资本充足度就好比是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50ppm,这两个目标都体现了谨慎性和对稳健性的追求,但会造成即刻的经济成本。相反,7%的资本充足度和550ppm的二氧化碳浓度目标反映了决策者愿意更多地考虑短期收益——即使这意味着可能放任又一场金融危机或全球变暖的长期经济和人道后果自由发展。

  在两个方面走极端都是坏主意。毕竟,我们不可能避免所有风险,到达一定阈值后,过度稳健带来的无效率将产生新的崩溃风险。因此,实现大战、萧条和金融崩溃风险的最小化需要决策者找出最优平衡——而这要求更直率的效率-稳健权衡争论

  政策呈现时往往不会提及效率和稳健方面的成本——而仅仅意识到需要权衡不足以带来有效决策。相反,效率-稳健权衡必须得到粗略的量化,形成可合理接受的条件,以促进有意义的争论,预先防止极难解决的极端化的意识形态之争。

  或许,今年对1914年灾难的共同记忆能激发人们更深地思考如何在不必付出不可承受的高代价的情况下避免重大风险——即在牺牲效率和活力确保稳健性和恢复力之间权衡。和往常一样,世界的命运悬于平衡一线。

  克马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ş)是前土耳其经济部长,前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主任,现为布鲁金斯研究所副主席  

【作者:克马尔•德尔维什 】 (编辑:陈君)
关键字: 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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