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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约翰逊:被俘虏国家的未来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4年04月24日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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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认定创新和去监管化必能改善金融中介和整体经济的功能。危机证明这一观点大错特错,并且给数百万人造成了极大的代价——如失业、生活干扰和日渐艰难

  华盛顿——

  关于俘虏(capture)的担忧由来已久。在许多国家,特殊利益对决策官员有着过度的影响力,监管者也常常通过所作所为应该受其监督的人的眼睛看世界。但工业化国家金融的崛起将这些问题带进了新的、更尖锐的环境。

  1939年前,美国金融部门的工资和利润还不到GDP的1%;如今这一比例为7—8%。近几十年来,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二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为退休而储蓄,金融资产相对任何经济活动指标都大幅扩张。如今,美国个体银行相对经济的规模比20世纪90年代初大幅增加。(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具体数字有所不同,但金融的崛起是整体现象。)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所导致的深度衰退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部门已经变得过于强大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认知俘虏”(cognitive capture),决策者认定创新和去监管化必能改善金融中介和整体经济的功能。危机证明这一观点大错特错,并且给数百万人造成了极大的代价——如失业、生活干扰和日渐艰难。

  2010年,金融监管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充满争议的阶段——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如今,大部分官员承认系统风险的存在是一种“污染”,意味着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不一定将结构和活动的成本完全内部化。而这些成本可能是巨大的,即使在目前的改革措施下,也有可能足以造成第二次大萧条甚至更糟。

  经营股本稀薄、债务庞大的大金融企业或许符合管理人员的利益,但显然不符合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此外,向太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提供巨额间接补贴决非有吸引力的政策,因为这不啻于鼓励这些企业过度冒险(并且变得更大)。

  而这些问题的争论仍远未形成定论。问题早已不在于信念。现在,唯一的问题是钱——特别是政治献金,以及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还有庞大的亲大银行利益集团,他们向智库和其他更神秘的组织动辄捐赠数百万美元。

  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曝光了一些敏感信息,并引来一些人的进一步披露,包括因身涉金融业而担忧不已的学者。但在大银行和理应以独立分析员的身份提供专家意见的人之间仍存在深刻的金钱联系。一些官员仍是金融业的俘虏。

  但也有好消息:其他官员已不再愿意就范,更倾向于反击金融业。了解情况的无党派外部人士组织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他们可以与亲改革官员密切合作时。

  来自 美联储理事会(这一谜团的关键部分)的最新信号是鼓舞人心的。比如,关于外资银行在美经营的新规则实际上要求它们与美资银行拥有同样多的股本。但是,在新总统竞选即将开始之际,对于这一美国重要票仓的战争还远未结束。

  除了英国,近几十年来极端自由市场观点在欧洲的支持度都不如美国;尽管如此,在欧元区实施金融改革的挑战其实更加艰巨。政府把本国银行视为主权债务的重要买家。银行则指出有效的监管会限制信用、减慢经济复苏的速度。

  结果,德国和法国(还有日本)当局一致反对增加资本要求的做法,尽管人们早已形成了广泛一致,这样做是有效再监管的关键部分。它们的反对有损于建设恢复力更强的体系的国际措施,也有可能不利于巩固欧洲经济基础的措施。

  换句话说,重要欧洲国家仍与美国一样被金融利益所俘虏。而美国大银行现在则向利用欧洲节奏缓慢的变化来给美国的政策刹车(比如,通过欧盟与美国之间正在进行中的自由贸易谈判)。如果美国要想摆脱政府被华尔街大银行俘虏所造成的后果,就不能坐等欧洲监管(包括资本要求)自己赶上来。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与人合著有《燃烧的白宫》 

【作者:西蒙•约翰逊 】 (编辑: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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