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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雷思•埃文斯:道歉并不容易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4年05月06日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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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相信犯下错误后,真正的道歉无法起到某种修复效果。真诚的道歉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场合都是一种强大的工具,我们应该消除恐惧心理,并且更频繁地加以运用

  堪培拉——道歉、或者拒绝道歉再次成为新闻,让人们再次怀疑道歉在解决国际争端中所起的作用。及时并真诚的致歉在缓和个人紧张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道歉是否适用于外交领域?

  近期的某些事件中,道歉问题不过是恼人的插曲,比方说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要求美国为去年底意外造成平民伤亡道歉——之后才能,这一点非常奇怪,允许美国继续为阿富汗和他本人提供保护(不难理解,美国拒绝了他的要求)。

  但有些情况下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去年11月来印尼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就已经跌落至数十年来的低点,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总统因澳大利亚拒绝就窃听他(和他妻子)的私人电话道歉而倍感愤怒。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月参拜靖国神社重新撕开了日本邻国从未愈合的伤口,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战争死难者,包括1978年来最臭名昭著的战犯。邻国认为日本对发动侵略战争及犯下战争暴行缺乏忏悔。而这无疑让日中之间因为对东中国海尖阁列岛/钓鱼岛针锋相对的主权要求本已令人忧虑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在印尼对前美国情报承包商爱德华•J•斯诺登爆料澳大利亚监视其第一家庭的反应问题上,由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出面做出个人道歉会使整个局面大为不同。他所要做的只是模仿美国被爆出类似丑闻时奥巴马总统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出的反应。如果他在此之外再加上“检讨我们的情报搜集过程和重点”的简单承诺,甚至可能都无需像美国那样做出结束对“我们的亲密朋友和盟国领导人一切监控活动”的明确承诺。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雅加达,在与印尼高层沟通后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并据此建议澳大利亚政府。但澳政府认为在涉及情报事务问题上道歉的都是懦夫。随着印尼选举的临近和民族主义情绪愈演愈烈,除非澳大利亚改弦更张否则将会付出长期的外交代价。

  日本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我希望时任澳大利亚外长的我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日本其实曾经作出过一系列诚恳的道歉举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1993年就韩国“慰安妇”问题发表的声明,以及首相村山富市在二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所表达的“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其后日本从来没有对上述道歉做出过直接的否认;事实上,就在这个月外交部长岸田文雄还表示安倍的内阁成员“从未否认过”河野和村山的声明。但除了1998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礼貌地接受了日本的道歉外,日本的道歉根本没有在该地区其他国家引起任何的共鸣,因为日本在道歉的同时还不乏明显的越界或倒退举动。比方说1995年日本国会就未能批准村山的说法,而仅同意表示“深深的悔恨之情”( 当时甚至还有241名议员投了弃权票)。

  最重要的是,其后日本领导人仍频繁参拜靖国神社。神社的灵魂之书上不仅赫然列有战犯的名字;还建有“游就馆”,把日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侵略行为和政府美化成“为生存和自卫”或“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

  当然,日本邻国的某些愤怒反应真诚与否尚有待商榷。韩国无法明确慰安妇(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女性)数量及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明确公布目前的拟定赔偿。而中国则定期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宣布在东中国海其公认领空以外划定防空识别区,由此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安倍近来的嚣张态度。中国划定航空识别区的行为虽然并不违法,但在日本看来无疑属挑衅性质。

  但日本原本可以像德国一样赋予其道歉更多的实质内容。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已采取全面可信的方式来为其纳粹历史赎罪,在学校课程中充分收录纳粹恐怖行径、在博物馆、纪念碑和纪念活动中用图片展示纳粹暴行,并且在官方讲话中从不间断地表达悔罪态度。

  尽管在解决方案中同样提到了中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最近也为日本提供了一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策略。傅高义建议对日本军事侵略带来的苦难进行全面客观的描述,延长学生修习日本现代史的时间,并在其中收录地区反应和批评等内容。

  外交官们可以从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国家道歉中学到很多。1992年保罗•基廷总理的雷德芬讲话极大地推进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与白人的和解,他在讲话中宣布:“我们进行了谋杀。我们将孩子从母亲身边夺走。我们实施了歧视和排斥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和我们的偏见……”同样,2008年前总理陆克文也对福利人员带离家庭的“被偷走的一代”原住民儿童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道歉。

  有很多情况其实无需道歉,因为双方都同意继续向前走。而且“不是道歉的道歉“——比方说,“我很抱歉你觉得我得罪了你”——往往比不道歉还糟,虽然它们是惯用的外交伎俩,而且这样的方法其实我也用过。

  真正的道歉也可能适得其反,因为道歉可能激起当地极端分子的反弹,进而为对方的情绪火上浇油。但我不同意日本的道歉会带来纯粹的副作用。

  类似的争论仍将继续。但很难相信犯下错误后,真正的道歉无法起到某种修复效果。真诚的道歉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场合都是一种强大的工具,我们应该消除恐惧心理,并且更频繁地加以运用。

  加雷思•埃文斯,1988到1996年任澳大利亚外长,2000-2009年任国际危机集团总裁,现任纽约全球保护责任中心联席主席职务  

【作者:加雷思•埃文斯 】 (编辑: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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