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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警察动辄击毙嫌犯 谁来监督?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4-06-12 1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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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张某因征地补偿款与本村党支部书记许某发生过矛盾冲突,到许某孙子就读的学校挟持人质讨“公道”,办案民警和学校老师都认为这不是劫持,派出所还提前做了预防。这时警方“果断”开枪打死张某,只能说警方眼里,嫌犯生命不值一提

  最近一段时间来,在全民反恐下,不仅多个城市要求警察配枪巡逻,公安部门还明令警察在处理恐袭或劫持人质等事件中要敢于开枪,在此大背景下,已发生多起警察在一般的暴力犯罪案件中击毙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且警察的开枪行为还得到舆论的大力支持。

  最新一起事例出现在湖北潜江。6月10日,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潜江浩口镇第三小学劫持该校6年级3班的班主任,警方随后采取果断措施,4枪击毙嫌疑人,学校师生则无人员伤亡。

  在官方通报中,嫌犯张某乃退伍军人,本地人,会自制枪支、火药,曾被判刑劳改过。因村里征地的补偿款问题和宅基地划拨问题与本村党支部书记许某发生过严重的矛盾冲突,而许某的孙子就在该学校的六(4)班就读。当日张某手拿疑似爆炸物到学校劫持师生,后浩口镇纪委书记主动要求嫌犯劫持自己。嫌犯击毙后,从大量的留言跟帖来看,舆论对警察的“果断开枪”和纪委书记的勇敢举动赞赏有加。

  纪委书记的确应该受到赞扬,但警察的开枪行为则值得质疑。无疑,对暴恐分子,在其实施犯罪,危害民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时,要果断开枪,将其击毙。可是,当这种“果断开枪”运用到其他犯罪行为,尤其是一般暴力犯罪现象,包括劫持人质时,就需要慎重再慎重。因为在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普通暴力犯罪现象比过去大为增加,特别是一些底层民众在自以为穷尽一切合法手段而不能求得问题解决后,也往往会诉诸于极端手段或使用暴力,来讨一个“公道”,劫持人质就是其中的一种。

  针对此种情况,警察是否应该“果断”开枪,就须考量具体情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即使开枪,也尽量打伤,而不击毙。若警察对此类犯罪嫌疑人动辄开枪将其击毙,且得到舆论支持,那么,它很可能会形成一种办案模式,警察会从中得到某种暗示,以为保护公众安全,就应大胆开枪,将犯罪分子击毙,即使本来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制服犯罪分子的。

  像本案,至少从目前地方公布的案情来看,没有足够证据显示警察必须对嫌疑人开枪。张某劫持师生,很显然不过是来求得他和村支书之间的问题的解决,主观上并不想伤害师生,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两次同意更换人质:第一次将几十名小学生释放,第二次允许纪委书记做人质。由此可推断,张某的行为虽然对公众有危险,但尚不至于危及人质的性命,故,事情远未到需要警察果断开枪将张某击毙来解除险情的地步,至少地方政府公布的细节不足以支持警察这么做。相反,办案民警和学校老师都认为这并不是一起劫持事件,当地派出所还提前做了预防。这种情况下,警方“果断”开枪打死张某,只能说,在警方眼里,嫌犯的生命根本不值一提

  警察持枪是用来保障公众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而非用来滥杀犯罪嫌疑人,这两者在逻辑上不能划等号。尽管警察开枪权是法律赋予他们的特权,但是,法律对这种特权也有严格限制,所以,《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警察可以在十五类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下,经警告无效的,使用武器。然即使如此,在现实中,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武器,也须细细思量。在现代法治社会,应该确立和把握一种基本的、具有倾向性的使用武器原则,就是不轻易使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一切人的生命受到武器的威胁。这乃是自建立警察制度以来到今日,“最小动用武力论”仍然是警察学最基本原理的原因,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武器。

  道理很简单,一切权力都容易被滥用。何况作为警察所有权限中最为极端和严厉的强制手段,它若被滥用,后果将非常严重。因为它是以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你希望警察在反恐压力下,为保护大众安全,在背后拿着枪对着你吗?警察开枪权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拥有合法的形式,当出现一定后果时,警察往往处于强势而犯罪嫌疑人处于劣势,劣势一方的权利就难以得到有效维护。而且,警察在执行警务时,还享有其他许多特权,因此,在很多时候警察并不需要开枪就能将犯罪嫌疑人置于绝地,使其丧失反抗的能力。

  从许多案例来看,只要不是暴恐分子,哪怕是劫持人质,犯罪分子最初的动机并不是要民众或人质的生命,而不过是以此相要挟,达到其他目的,只是事情突然变得不可控而自感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铤而走险,做出杀害民众或人质的极端举动来。反恐专家在分析绑架案的劫匪心理时指出,实施绑架后,绑匪心理紧张程度和对抗程序会随时间推移,在数小时后达到最高值,然后渐趋缓解。在其达到最高值时,警方不能轻易刺激劫匪,否则劫匪有可能失去理智,采取杀害人质的极端行为。如果劫持者能够获取足够的信息证明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保障,那么他杀害人质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也就为警方解救赢得了时间。因此,多数情形下如果有恰当的谈判专家,比起开枪救人,大体可以有一个相对平和的结局。

  所以,各国对警察权都作了严格限制,特别是开枪权,一般不采取鼓励的态度。否则,无异于鼓励国家暴力侵犯公民权利。

  当然,从实际情形看,在紧急情况下是否使用武力,对警察的判断力是个考验,这一方面对警察的素质提出了极高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误判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免不了的,但它同在舆论上鼓励警察应敢于开枪,在性质上不是一回事。

  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在警察队伍里,懂得犯罪心理学,能够和犯罪分子进行很好勾通的谈判专家比较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维稳压力下,如果民众和人质的生命和安全出了问题,警察怕不好交代,若因此而酿成社会不稳等事故,地方政府和警察更不愿担这个责。故在民众安全最大化的前提下,将嫌犯当场击毙就成为警方最好的方式。因为他们是犯罪分子,将其击毙不但不用担责,还会受到人质家属和民众的拥护。

  所以,无论公安部门还是地方政府,都倾向于对警察的开枪权放行。公安部就曾支持地方官员“警察要敢于开枪论”的言论。警方在解救人质时动辄将嫌犯击毙的做法,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过去也是这样要求的。

  但正如上述分析所显示的,若容许这种现象发生,并不会带来人质和公众的安全,反而有可能使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因为当犯罪嫌疑人和警察形成了此种认知模式后,他们知道不管杀不杀人,最后都是个死,那么,索性杀人了事。以本案来说,警察开了4枪,若前面3枪没有打中,嫌疑人真的点燃爆炸物,或者,警察的枪就打中爆炸物,会出现什么后果?!以后遇到类似劫持人质事件,劫持者还会同意释放或更换人质吗?

  我这里丝毫没有为犯罪分子开脱的意思,但说到底,社会一味地鼓励警察动辄将暴力犯罪者“开枪击毙”,最终受害的还是普罗大众,因为在一个不尊重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和生命的社会,普罗大众势必也是弱者,他们的人权最后势必也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邓聿文为资深媒体人 

【作者:邓聿文 】 (编辑:陈君)
关键字: 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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