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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甲午战争日本赢的秘密——《征讨清国策案》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4-07-25 11:16: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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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方案在战前七年就已拿出——1879年,日本派遣间谍小川又次等人到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于1887年2月完成《征讨清国策案》,从“策案”看,日本侵略计划周详,相当了解清朝。甲午之战的结果,都验证了“策案”的看法,而清朝对日本这危险的敌人缺乏基本了解,战争开始还争论是和是战的幼稚问题

摘要:

·若清朝最高决策层对日本的战略有所了解,就不会战争已开始,还在争论是和是战的幼稚问题

·侵华是日本既定战略,具体方案早在甲午战前七年就已拿出

·1879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以中国为假想敌,派遣间谍小川又次等人到中国调查,根据调查报告写成《邻邦兵备略》并上奏天皇。后小川又次再次到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后,于1887年2月完成《征讨清国策案》

·《征讨清国策案》分“趣旨书”“攻击策案”两部分。“趣旨书”制订“进取之计划”,“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加以攻击”

·“攻击策案”详细分析中国政治、军事、财政、地理乃至人心,提供具体侵略方案

·从“策案”看,日本狼子野心,侵略计划周详,他们对清朝相当了解。甲午之战的结果,其实都验证了“策案”的看法

·当时清朝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不仅没有人能看出来,甚至对日本这个危险的敌人都缺乏基本了解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大卫·雷克观察到一个现象:非民主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在所卷入的战争中赢得半数战争的胜利,即输赢参半;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却完全不成功,几乎每战皆败 

1894年7月25日,日军在朝鲜牙山湾丰岛海面偷袭清朝派往朝鲜的运兵船,挑起战争。因该年在中国古代干支纪年中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方面则称“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中发生了一系列海战和陆战,最关键的一战是9月17日发生的黄海海战,双方激战4个多小时,清朝北洋海军致远、经远、扬威、超勇等舰被击中沉没,其他舰艇损伤严重,制海权被日方控制。至次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割让台湾,赔款2亿余两银子,战争结束。

甲午战前,中国人视日本为“蕞尔小国”、“蛮夷小邦”,一向看不起。甲午战败,朝野震惊之余,对战败的原因无法理解,康有为就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却被战败,受到侵侮,“理亦难解”。当时思考战败之由,先是有李鸿章卖国等论,继而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认为主要是日本明治维新,政治改革使得日本强盛,因而要求变法,故而有戊戌维新。

康、梁之后,近120年来,国人探究甲午败因,论述不绝。诸如战前清廷最高领导层对战、和举棋不定;帝党、后党为了小集团利益相互倾轧,不能以国事是重;最高军事决策层不懂近代军事;李鸿章对手下将领管束不严,军队腐败;战中丁汝昌指挥失误,海陆军队协同不够;以及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而颐和园和“三海”工程导致北洋海军枪炮购置不足,等等说法。这些说法都有史实依据,各有道理。战争失败,不是简单的一个因素所致,而是各种原因的综合结果。在思考甲午战败的历史教训时,愚意以为有三点值得国人深思:

一、深入研究敌人,深刻理解对手,才有获胜把握

中国古代对战争有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若从知己知彼的角度去看甲午战争,则可以看出清朝的失败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清朝最高决策层对日本的战略有所了解,就不会发生战争已经开始,而还在争论是和是战的幼稚问题。

侵华是日本的既定战略,具体方案早在甲午战前七年就已拿出。德川幕府末年,日本思想家佐藤信渊就倡导“征服支那”论,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采取北进满洲,南取台湾,南北夹击中国的战略。1868年明治维新后,被称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政治家西乡隆盛提出“征韩论”,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侵略朝鲜的计划。之后,日本不断针对中国及附属国挑起事端,如1874年台湾事件,1875年的琉球处分暨江华岛事件,1882年朝鲜事件。1879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以中国为假想敌,派遣间谍小川又次等人到中国调查,根据调查报告写成《邻邦兵备略》并上奏天皇。后小川又次再次到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后,于1887年2月完成了《征讨清国策案》。小川又次1885年5月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甲午战争任中侵华日军的第1军参谋长,后为大将,并被授予子爵勋位。

《征讨清国策案》分“趣旨书”和“攻击策案”两部分。“趣旨书”即宗旨,其目的是“审视邻邦之形势,做对应之准备”,制订“进取之计划”,“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加以攻击”。“攻击策案”详细分析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地理乃至人心,提供具体的侵略方案,分“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理”三大部分。今天仔细阅读这份“策案”,仍不能不对其分析的精到感到震惊。

比如,在“彼我形势”中,对于清朝海军,“策案”分析认为广东、福建水师都没有战斗力,“可试行与外国海军战斗者,唯有南北两洋之军舰”,但适应海战的,北洋海军中只有德国制造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和英国制造的超勇、扬威二舰,南洋海军中,只有南琛、南瑞、开济、镜清四舰“稍可用于海战”,这九舰威力,北洋五舰相当于日本海军的浪速、高千穗、筑紫、扶桑、金刚五舰,南洋海军四舰相当于日本海军比睿、海门、天城、盘城四舰,虽然九舰实力相当,但舰内之人员清朝海军却不及日本海军,因为清朝海军“从舰长至士官人员,概为乏于学术”,而北洋五只军舰,都有外国人帮助指挥,这些外国人内心皆以利己为目的,不可能都能为清朝敢死尽力,即便有那么一二个人,也需要全舰上下一体同心才行,还有语言问题,靠翻译弹雨血海之中无法保障指挥无误。另外,清朝海军北洋、南洋所辖不同,经常相互不能应援。因此,清朝海军实力不如日本海军很明显,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

此外,“策案”分析认为,清朝河海防御之力,其炮台数量虽然众多,配置之炮数量也不少,“但其位置、构造之法,并不得宜。除一二之外,皆如无有,甚至反而有益于敌者”。“策案”具体分析了旅顺口、辽河口、山海关、北塘、大沽、芝罘(烟台)、吴淞、江阴、镇江、九江、田家镇、武昌及福建、广东的各炮台,认为“除北部一二处之外,皆不过是构筑费时、费力、费钱之无用之物”,根本原因在于军事指导思想错误:“只图退守之策,其结果丝毫不值得惊讶。”甲午之战的结果,其实都验证了“策案”的看法。

“策案”进而提出的“作战计划”,是“以我海军击败彼之海军、攻陷北京、擒拿清帝”,为此,“应派遣之远征军总数,当为八个师团(六个常备师团、二个后备师团)”,并对部署和任务作了详细安排。“策案”认为,清朝军队能用于作战的不足40万人,虽然是八个师团约8万人的五倍,但根据其部署计划,“不足为惧”。

在“善后处理”中,则提出了分裂中国的计划,要将“清国分割为数个小邦”,如果西方列强干涉,则“切实审视地形,于我无害之地,可付之不闻不问。最终彼得寸土、我占寸地,彼占一小部、我占大部可也”。

从整个“策案”来看,日本狼子野心,侵略计划周详。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清朝的确相当了解。然而,当时清朝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不仅没有人能看出来,甚至对日本这个危险的敌人都缺乏基本的了解。

当时最了解日本的应该是黄遵宪。黄遵宪曾任清朝驻日大使参赞,于1877年前往东京。在日本,他搜集资料,撰写《日本国志》,1887年夏完稿,次年秋呈送给李鸿章,李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1889年,张之洞再向总理衙门推荐,但还是未能获准刊印。

在黄遵宪撰成《日本国志》之前,清朝朝野对于日本的认识,仅有一些浮光掠影的游记。《日本国志》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很难说对日本的认识有多深刻。但即便如此,此书在甲午战前还是没能出版,直到甲午战后才得到重视。清末有人说:“此书早布,可省银二万万两。”意思是如果此书早点出版,清廷了解日本,也许甲午战争就不会惨败,也就不会赔款2亿多两了。姑且不论此书是否有此功效,问题在于,如果不是甲午战败,《日本国志》根本就不会得到重视,甚至黄遵宪本人都有可能会被认为肯定日本而被视为汉奸而受到攻击,这样的例子在晚清有不少,比如徐继畬(福建巡抚)呕心沥血写成《瀛寰志略》,介绍各国情况,出版后即遭诋毁而丢官,郭嵩焘(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写成《使西纪程》出版也被痛骂。晚清政界和知识界精英,“皆耻言西学,有谈者指为汉奸,不齿士类”。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对于日本来说是“知己知彼”,而清朝则是“不知己,不知彼”,战争结果并不意外。 

日本海军司令部《黄海海战两国舰队队形图》(第一图)

日本海军司令部《黄海海战两国舰队队形图》(第一图)图上说明文字翻译成中文为:“午后12时50分,第一游击队与敌相距约为6000米,敌舰‘定远’首先向我开炮,诸舰仿之。第一游击队将速力调至14节。”

日本海军司令部《黄海海战两国舰队队形图》(第九图)

第九图:致远舰沉没前之情形,图上说明文字翻译成中文为:“第一游击队与敌舰‘经远’等相隔约3700余米,因之进一步向右八点变换方向,将速力调整为12海里,与本队成直角航进,且以十字炮火攻击敌之右翼。午后3时10分,‘定远’前部发生大火。3时30分,‘致远’倾向右舷覆没。”

《征讨清国策案趣旨书》(日文,局部)

《征讨清国策案趣旨书》(日文,局部)

《征讨清国策案趣旨书》(中文翻译)

《征讨清国策案趣旨书》(中文翻译)

二、对国事负有直接责任者,须摆脱个人利益,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重

甲午战败,当时的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认为慈禧太后为了修建供她晚年享乐的颐和园和“三海”(中海、南海、北海)工程而挪用海军军费负有重要责任。

自1875年清政府决定创办南北洋海军,到1894年甲午海战之前,全部海防经费收入约为4200万两银子,其中大约1000万两被慈禧挪用于颐和园和三海工程及慈禧六十大寿庆典。北洋海军主力军舰的购置费用,总共不到800万两银子,其中:定远舰舰价140.9万两,镇远舰舰价142.48万两,加上各项杂支、回国路费,共支银3399240两;济远为686204两;致远、靖远共为1697454两;经远、来远共为1739761两。购买其他船炮军火的总开支20年中总共约为800万两。每年的薪水、办公等日常开支为40几万两,20年中不到1000万两。修筑炮台等军事工程大概花了不到200万两。总的来说,北洋海军军费总数不超过3000万两。而颐和园和“三海”工程的修建费用,“三海”工程有确切的史料,大约花了600万两;颐和园工程费用说法不一,有6000万两、3000万两、2000万两、800万两等说法,也有人认为工程规模不超“三海”,因此不会超过600万两。即使颐和园工程以600万两计算,加上“三海”工程的花费也要达到1200万两银子了。而据李鸿章的报告,为保持北洋海军军舰的性能,设备需要更新,更换锅炉需要150万两,更换大炮需要60余万两,两者不过210万两,相对于工程花费,尚属微小。慈禧为了个人享乐而不顾国家利益,不管怎么说,对甲午战败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对此负有责任者还不止慈禧。当时整个官场所捞取的灰色财富,不下于每年的财政收入总额,甲午战时,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有八千万两银子上下,如此巨额财富,只要拿出一点点用于海军建设,都不会出现黄海海战中炮弹击中敌舰而不起效果的不可想象的情况。官吏们少贪污一点,国家利益就不会损失这么大。

另外,清朝军队布署的问题,也是历次与列强交战失利的原因之一。上述日本人的“策案”中分析清军的兵力布置,认为主要是用于镇压人民而不是防备外敌入侵的,所以一旦发生战争,“也难以举之过半援助邻省”;认为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命令各省裁减有战斗力的防勇、练军人数,把省出来的军费投给八旗,“无非是担心防勇、练军日趋进步,八旗兵之衰败益甚,动辄危及清朝而不得已之措施”,而这“恰好如同减少骠悍壮勇之精兵,而训练贫困惰弱之士族”,因此清国的实力并不强。不能不说,日本人看穿了清军的本质。满清入关之后,在军队的指导思想及兵力布置上,的确是以八旗集中驻扎军事要地,以监视汉人组成的绿营,并把绿营分散驻军,以防止民众反抗。这种军事指导思想,与军队的国防性质不相匹配,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列强发生战争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要提高战争获胜概率,还需改良制度

甲午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认为日本能够获胜与明治维新有关,因此要求政治改革。这样的认识到底有多少道理呢?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大卫·雷克(DavidA.Lake)做了一项研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大卫·雷克的研究,选择了从1846-1982年间世界上影响最大的30次国与国战争(这30次战争中不包括甲午战争),从1846-1848年的墨西哥-美国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到1982年的以色列-叙利亚战争,其中涉及中国的有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9-1945年的“二战”、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的中印战争。

在这30次战争中,排除3次没有明显胜方的战争(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9-1970年的以色列-埃及战争、1982年的以色列-叙利亚战争),以及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剩下的26场战争中,民主国家取胜的为21场(占81%),失败的为5场(占19%)。因此,从比例来看,大致是民主国家赢四场输一场;从概率来看,民主国家胜算概率大约是80%。

大卫·雷克还观察到一个现象:非民主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极大成功,在所卷入的战争中赢得半数战争的胜利,即输赢参半;但在随后的70年代和80年代却完全不成功,几乎每战皆败。

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的认识,不是没有道理。后来的研究者也大多认为腐朽的封建制度,是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从甲午战争过程中清廷决策层的表现来看,的确也是制度落后的结果。由于戊戌变法不成功,才有后来八国联军侵华的事发生,国家再受蹂躏,民族再受耻辱,民众再遭苦楚。

【作者:洪振快 (编辑:chenjun)
关键字: 甲午战争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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