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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联涛、肖耿:中国城市的新常态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5-02-03 11:46:47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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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新常态"。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增长和成功政策实验后,周期性超调——体现在过剩产能、鬼城和地方债务积压等现象上——已见怪不怪。如今,是纠正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香港--

几十年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出现了一批知识和制造业集中的大都会,它们大多坐落在能很好地与全球经济相连的区域。但这一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口比例达到了53%,而1981年仅为20%,这表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新常态"。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新常态的目标是确保年经济增长在7%左右,以高附加值制造、信息技术和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新机遇为增长驱动力。

但是,在向这一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困难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调整,这一调整无法仅仅依靠传统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轻松解决。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去年中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了37%--相当大的降幅,而土地出售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例占35%。更重要的是,2009-2013年间,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平均每年24%的超高速度增长。

此外,去年12月年度消费者和生产者通胀率分别下降到1.5%和-3.3%,部分原因是全球油价暴跌。如今,中国面临着通缩和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其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也在偿债能力、流动性和结构调整等复杂的挑战中互动与挣扎。

但一些城市比另一些更能抵御挑战。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十分富有,这是得益于高房价和人才、资本、公司以及投资项目的持续流入。尽管房地产市场有所减速,但最近北京土地拍卖仍创出了每平方米38,000元人民币的历史记录。

另一方面,由于资产价格下跌、劳动力外流以及需要确定新的增长模式,三、四线城市面临着更加艰巨的资产负债表调整的挑战。在经历了2008年以债务驱动的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之后,这些城市需要改革,包括改变与中央政府的收入分成方式、增加地方预算的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并完善市政债券的用途和地方基础设施项目的公私合作模式。

在实施这些变革前,这些城市必须先解决积压的失败工程和亏损的国有企业问题。事实上,中国城市和地方企业所需要的流动性比传统发达国家的通缩、信用紧缩和价格下跌情形下的需求更多,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仍在消耗大量资金。此外,由于国家对基准利率及许多投资项目的控制,市场还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仅仅通过利率调整来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试图通过降低利率及放松流动性等政策来帮助实体经济,但它也担心这样做会导致通胀、股市投机、助长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和其它的产能过剩。

可是,保持相对较紧的流动性也有一些难以接受的后果。首先,当外部流动性相对宽松,而中国流动性相对较紧,这会给影子银行带来利率上升的压力,并助长人民币套息交易的增长,及促使汇率升值,特别是相对那些没有与美元挂钩的、正在贬值的货币升值 。

此外,利率波动和不确定性鼓励了套利行为,导致部分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流向了一些有损于社会利益的寻租和股票投机,而没有实现帮助实业的初衷。尽管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自去年7月以来,中国A股市场仍上涨了近50%,银行业利润仍然畸高。与此同时,非金融私营部门信心仍萎靡不振,因为需求低迷而生产成本还在上升。

中国的增长模式所依赖的一个重要的治理制度就是: 地区、城市、公司和个人在日益市场化但仍受中央监管的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非常多元化大国,任何一刀切的政策都很难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 毕竟,不同的地方经济有不同的需要。

以佛山市经济为例。佛山经济以私营企业为驱动力,人均GDP比北京和上海更高。可是,2011年,佛山的银行信用占GDP之比只有85%--远低于上海的184%和北京的221%--因此佛山在客观条件上应该比其它高负债地区更有条件使用土地作为抵押贷款来扩大投资。全国性地收紧信用政策,尽管对高负债地区来说或许有必要,但却可能会阻碍像佛山这类高生产力城市的经济增长。

更普遍、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大部分强化市场配置所需要的结构性工具--包括长期规划、区域规划、环境标准、产权和破产程序--都是在地方层面实施的。此外,地方经济可能在增长模式改变的阶段需要经历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这就带来了新的动荡因素,可能导致暂时性的经济减速,拖累总体经济的增长,并对短期流动性提出更多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持中国经济转型、防止硬着陆的最好办法是实施宽松的货币和信用政策,让生产率最高的城市、公司和行业创造新的增加值,并同时推出通常有紧缩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如今,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被油价下跌和过剩产能所遏制,正是实施这一相对宽松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良机。

当然,中国可能会面临一些短期调整的冲击,因此这一政策转变的积极效果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显现。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改革和反腐运动已经巩固了对整体宏观经济的掌控,但在地方层面组织实施下一阶段的结构改革,则需要巧妙的协调各种改革及宏观政策的匹配。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增长和成功政策实验后,周期性超调——体现在过剩产能、鬼城和地方债务积压等现象上——已见怪不怪。如今,是纠正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只有直面这些结构性问题,中国才能完成向更发达、更平等、更可持续的"新常态"的转型。

沈联涛是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肖耿是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及中国研究副总裁

【作者:沈联涛 肖耿】 (编辑:che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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