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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我所知道的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本文来源于和讯网 2016-08-12 17:44:14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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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福田保税区临近深圳河畔,有一栋灰色的十几层高的楼,站在楼上,可以远眺河对岸的风景,对面乃是香港湿地公园,早上或者傍晚,晨光或晚霞余晖中带有一袭薄雾的湿地,显得最美。近年来,声名鹊起的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就坐落在这栋楼的7层。

随着中国崛起以及在全球的分量愈来愈重,以提供咨询对策为主的智库在中国也得到了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明确把自己定位于智库的研究机构有2000多家,然而由此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要找到一家好智库也非易事。

在我看来,对好智库的要求是独立、有高质量的产品以及较大影响力。三条缺一不可。首先是独立,这是后两条的前提,尤其对民间或社会智库来说,这是首要标准或要求。独立包括两方面,一是财务独立;二是人才独立。所谓拿人家的手软,这对智库研究也是适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智库不能对外承接研究课题,但即使这样,智库的研究结论或相关建议也是从事物本身的逻辑得出来的,而非按照发包方的要求来订做。除财务独立外,人才独立也非常重要,如果智库的领导受命于某一机构或政府管理,就很难让智库独立于该机构或政府的意志之外,从而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有高质量的产品对智库来说不言而喻,它是智库存在的价值。智库的产品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决策咨询,一类是对公共事务的研究及其政策建议。无论哪种,都需要智库的产品拿得出手。产品质量的高低既取决于体制机制,但说到底,还是看有无研究人才,不管这人才是内部的研究力量还是外包给别人。

智库也需要一定的影响力。智库不能主观上去追求影响力,但必须要做到客观上具有影响力。换言之,影响力来自智库好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影响力也包括两方面,一是影响政府或决策者;二是通过影响舆论或大众,进而来影响政府。很多智库追求的影响力是前者,如果能够让某位领导看上自己的研究,写个批示,这个报告就是有价值的。领导的重视或批示当然是影响力的一个方面,然而,如果过于看重领导的批示,则会使智库研究的价值观走向偏差。智库真正要对社会发生影响力并具有持久性,进而变成政府的政策,还是要通过第二种方式,通过影响舆论和大众,再影响政府。

好的智库是这三者的统一。我以为,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就具有了好智库的要素。

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7月,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它已经在改革领域、政策决策圈和舆论界,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提起研究院,很多人知道有个“大梅山论坛”、“中国改革年度报告”,在深圳的人,更知道有个“改革30人论坛”和它的两个“改革万言书”以及“金鹏创新奖”,这些都是研究院的拳头产品。可以说,它的品牌效应已经完全溢出深圳广东,而向全国乃至华人世界扩散。。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夸大其词,那就说说我知道和亲历的一些事。在2014年7月前,我也不了解这家智库,但忽然有一天,我的邮箱里有一封研究院的邮件,请我去人民大学参加一个由人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承担的课题开题报告。我当时有些纳闷,人大的课题开题报告,怎么会要研究院来邀请?但我还是去了,具体哪天忘了,是暑假,我晚去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到了会场才知道,这是研究院的改革年度报告,委托人大国发院操刀。那天参会的人除了研究院几位当家人以及承办方国发院的老师外,人大校长陈雨露也参加了,与会的学者我记得有中央党校的蔡霞教授等。在会上论到我发言时,研究院的张思平理事长说,他是看到我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的政治改革论文,认为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所以通过杂志社打听到了我,邀请我参加这次开题报告会以及于11月举行的“大梅沙论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研究院的活动,尽管我认为自己不是什么专家,但这件事说明,研究院能够不拘一格延揽人才。

第二次参加年度报告的评审是在10月,地点是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幽雅的四合院里。这次人大的报告初稿已经写完,按照主报告和分报告的次序,一一过审,印象中,张思平对人大的这次报告初稿好像并不满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研究院对改革年度报告的要求很高。

这种高要求第二年我自己也就遇到了。2015年的改革年度报告研究院重新找了一批专家和学者来写。年度报告分经济、政治、行政、社会、文化、生态、农村、对外开放和党建等九个方面,用张思平的话说,除了军队和外交外,涉及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用第三方的视角对该年的改革做一个总体评估,因此,它对撰写报告的专家水平要求很高,要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至少是行家。研究院最后确定了原发改委改革司司长孔径原、清华大学李强、社科院党国英、中央党校蔡霞、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等专家学者为相关分报告的执笔人。我也添列其中,负责政治改革分报告的撰写。在分报告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总报告,研究院最后把总报告的撰写任务也要我承担。

说实话,我自知与上述专家不在同一层次上,写分报告有些勉为其难,写总报告更自感力不从心。但面对研究院的信任,加上时间不多,我就答应下来。为写总报告,今年春节过后,我还特意去了一趟研究院,和研究院的领导与工作人员讨论了总报告的主题,最后确定“从总体设计到施工建设”,大的框架也明确了,当时讨论的结果是从改革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改革落实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我对张思平和其他研究院的领导说,这个题目和角度对我来说有难度,因为我不熟悉改革的决策和落实过程,写起来可能会很空,不实,最后不一定符合研究院的要求。这不是谦虚,而是实话。当时张思平要我先写,他来修改定稿。于是回京后,花了一个月写了个四万多字的总报告。但比起分报告来,我自己也对总报告不太满意。然而时间到了,只然这样。

报告交给研究院后,他们说他们来处理,过后我才知道,张思平用了一个月时间自己重写了整个总报告。我猜想,可能是两个原因让研究院不满意,一是我的行文风格不太合乎总报告的写法,二是内容没有谈到要点上。我得承认这种差距。其他专家后来看了总报告,也都由衷佩服,直说写不出。从我的观察来看,这不是抬举。因为没有张思平那样的长期在改革一线的实践经历,对改革过程不了解,是不可能对改革有这种感觉和思考的。

除年度报告外,研究院为公众更熟悉的是“大梅沙论坛”了,大梅沙乃深圳的一个海滨景区,论坛以此为名,是要以它为永久会址,这反映了研究院的“野心”。事实上,研究院确有把论坛打造成民间的“博鳌论坛”想法,并且正在向该目标努力。从已经举办的两届来看,参会人数之多,大牌学者和一流专家之多,以及政要之多,都是以往民间论坛所没有的。以第二届为例,仅经济领域的大牌学者就有张五常、厉以宁、林毅夫、郑新立、海闻、樊纲、任志强等,夸张一点说,“大梅沙论坛”举办期间,北京半个社科领域的学者专家都被研究院请到深圳来了。除国内学者和政要外,论坛还邀请了海外政要和学者出席。第一届请了英国前首相布朗、第二届请了欧盟主席巴罗佐和美国前能源部长朱棣文等,此外,日本、台湾和香港的专家学者包括政府官员也来参会。由此可见论坛的开放性和国际性。

两届“大梅沙论坛”我都参加了,受益很大,尤其是不对记者开放的小组发言,能够听到很多大胆中肯尖锐的意见。论坛最怕的就是温开水,举办者和发言者因顾忌某些因素不敢或不愿把真知灼见讲出来,尤其是这种公开的大型论坛,举办者甚至会提醒发言者注意。所以我从前几年就很少参加这种大型论坛,说实话,很多论坛就是浪费时间。但“大梅沙论坛”不同,不管其主论坛的嘉宾演讲,还是分论坛的专家发言,多数含金量都很高,是听众想听的。听众能够不白花时间,听到专家学者和官员很多真实的声音和意见。可以说,“大梅沙论坛”做到了此类论坛能够允许的最大限度,这非常不容易。它已经成了研究院的一张名片。

一般来讲,好智库都有好的领导和当家人。研究院就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尤其是是理事长张思平,曾任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深圳市副市长、深圳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是中国改革战线上的一员“老将”,目前他还兼任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

简单说说张思平。今年1月南方周末有一个对他的长篇报道《“老将”张思平的改革人生》,读者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这个报道。我同他从不认识到相熟,快两年了,我认为创办研究院是张思平的人生第二春。他给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开明,少见的开明,这当然与他长期主持主管改革工作有关。一定程度上说,广东尤其是深圳的改革与张是分不开的。张的开明,在年度改革报告的写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初稿完成后,张思平和其他院领导到北京和作者讨论修改。当时,一些学者担心表述和观点如果过于尖锐,和官方的表述不一样,对报告的发表和出版会不会有影响?张要专家们不要有这种顾虑,我记得他说,我们是民间报告,不是官方报告,如果按照官方的观点和表述来写,报告就没有价值了,我们就是要写一个不同官方的报告。只要把握原则,不突破底线,就可以大胆地写。

张思平对智库的民间性有一种理论自觉。他对研究院提出的要求是建设性、独立性和社会性,在今年4月底举行的2015年度中国改革报告发布会上,张思平在致辞中直言,在评估过程中,我们没有收过任何单位的一分钱,也没有向任何单位汇报过一次,更没有接受过任何单位对研究院发出的任何指示,这个我可以佐证。但张思平对智库民间性和独立性的强调,也不是唯民间而民间,唯独立而独立,否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从他强调建设性来可见一斑。智库要有独立性,同时也要有建设性,符合党政领导的方向性、原则性的要求,使民间智库提出的方案有操作性、可行性,被政府接受,这或许是当今中国众多民间智库或者社会智库出路所在。对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张思平把握得很到位。

张思平给我的另一印象是不脱学者本色,平易近人。事实上,他本来就是学者,他的学术训练是在中国社科院完成的,曾师从老一代经济学家马洪,年轻时就出版过经济学著作,也曾起草过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这些年一直在深圳主持和主管改革工作,对改革的问题和难点有深刻的认识。这体现在给深圳市政府的“改革万言书”以及他亲自撰写的年度总报告中。

2015年6月,由张思平领衔的深圳“改革30人论坛”给深圳市政府寄送了一份《对深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问题的建议》,坊间称“万言书”。万言书痛陈深圳弊端,指深圳在新的改革格局下,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改革的方向,尚未找到一条既符合中央顶层设计要求,又能继续探索引领全国改革;既能够敢破敢闯,又不违背法律法规的新的改革方向、策略、方式和方法。批评深圳不适应变化了的改革大环境,少了主动的谋划和思考,多了被动的照搬照抄;少了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多了消极落实上级部署;少了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多了从文件出发,上传下达,失去了深圳改革应有的使命和担当。警告深圳如果跟不上全国深化改革的新步伐,只吃过去几十年改革发展的老本,“最终将可能沦为‘平庸的城市’”。

这真是振聋发聩!时值深圳市主要领导换马不久,万言书在深圳引发了热烈讨论,促进了深圳人的危机意识。万言书提出了11个方面的改革建议,归纳起来,1,向国家申报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验特区,为深圳全面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大环境;2,以修改政府规章制度为内容,以“三份清单”为载体,削权力、转职能,实现自我革命,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转型;3,重新审视深港关系,共同将深港打造成为中国资本、产品、技术走向世界的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中心、贸易服务中心、物流供应链中心和高科技产业中心;4,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扩大户籍人口比重,使深圳成为更加公平合理、和谐稳定的幸福深圳;5,打造深圳版“淡马锡”模式,使国资国企改革从管企业向管资本成功跨越;6,整合政府掌握的庞大资源,办一批改善民生、调控经济、改善环境的大事;7,启动人民团体去行政化改革,拓宽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8,全面推进政事分开,取消各类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实现事业单位治理结构的社会化、现代化;9,成立市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和深圳市公用事业监督委员会,加大公用事业监管体系的改革,提高公用事业的服务水平,实现公共政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10,成立大数据局,创新互联网+政府的治理模式;11,高度重视并强化“两个扇面”面向全球的战略判断,使深圳成为联结亚太地区和“一带一路”的枢纽型国际化大都市。

中国改革年度报告则是能够显示研究院研究实力的拳头产品。如前所述,从2015年起,年度报告由研究院从全国找专家来写。而总报告则由研究院和张思平亲自撰写。总报告提出了中国改革的九条政策建议,已为媒体广泛报道,我就不一一评说,其中第一条是把经济“平等”作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最大程度地凝结改革共识与动力,可谓抓住了中国改革止步不前的本质。我想说说改革的落实问题,因为中国改革其实不缺方案,而缺推动改革方案落实下去的机制和人。这已成为当前影响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全局的最突出的矛盾。我认为也是总报告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总报告指出,造成顶层设计和改革方案不落实的原因,有的是改革方案本身在设计过程中脱离实际,改革方案本身存在缺陷;有的是改革实施过程中,改革部门协调推动机制不力造成的;有的是当前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不作为的工作状态形成的;有的是受到特殊利益群体的影响,使改革措施受阻;有的是缺乏推进改革的大环境等等多种原因。为此,报告提出以下五点,以确保顶层设计的落地生根:(1)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关系,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2)突出重点,力争在重要领域、重要环节尽快取得突破;(3)破解“不敢改、不愿改、不会改”的“不作为”难题,调动干部队伍改革创新的积极性;(4)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严把改革方案的质量关;(5)改革既要依法有据,也有鼓励创新,允许突破。

上述五个方面总报告都作了详细分析,提出了解决办法。例如,对解决一些干部“不敢改”,缺乏安全感,怕改革惹出旧账来的问题,总报告认为,需要研究和制定一些区别黑色贪腐与财产灰色收入之间的界限和政策。改革三十多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大变革、新旧体制大转换,各项制度、政策、规定不断调整转换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干部的巨额财产是主观恶意贪腐得来的不法收入;有些干部的收入基本上不存在恶意违规,而是从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等得来的收入,有一定的合理性,原则上应该是合法收入;有些收入可能是在当时制度边界不清、政策界限、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得来的,应当是灰色收入。为此应当分类处理,对干部个人主观故意恶性贪腐的行为必须坚决查处、严惩不贷,不能搞所谓“赦免”;对一些灰色收入,可以要求干部个人如实申报并按党纪处理,可不作法律惩罚性处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快制定明确的可操作性的制度规定,使其不存在灰色收入的可能性;对合法收入,可以进行干部财产公示制度等等。通过这些不同方式,把大多数干部从强大的反腐形势下解脱出来,解除干部的恐惧心理,增强干部的安全预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激发干部大胆改革的热情。

又如,对解决不愿改的问题,总报告认为,要建立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从事改革创新工作,即使没有私心,也有可能与现行的规定、程序、制度有冲突,也可能在实践上出现失误,甚至犯错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宽容失败的机制和环境,解决干部“不愿改”的现象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要建立一些制度和机制,对干部在工作探索中的失误和不足,只要是出于公心,不谋私利,都应该视情况给予宽容,给予改正的机会,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再如,严把改革方案质量关的问题,总报告认为,改革方案的制定要少而精,不要把各部门经常性工作,或者一般工作的改进、完善、调整摇身变为改革方案,避免打出改革的旗号推行部门的特殊目的,防止把改革庸俗化。在具体的改革方案中,要给地区基层创新留有余地,不要规定得过细、过于具体,避免改革方案过细、过于具体而脱离一部分地区和部门的实际,从而使改革方案难以很好的贯彻落实。

总之,上述建议,没有深切的改革实践和理论认识,是提不出来的。

行文到最后,按照老套路,是要指出一点不足的。作为一家年轻的智库,我觉得研究院应该在以下两方面有待加强和发展,一是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研究团队和力量。目前它还是借助外脑,采取外包方式,这虽然也是一种方式,但要培育自己长期的品牌,还需要培养自己的研究力量。当然对一家成立才三年的智库来说,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但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二是“大梅沙论坛”在国际化方面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点。第二届“大梅沙论坛”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后退,基本上没有邀请国外学者。我知道在当前的环境下,研究院要冒一定的压力,但可以试试。博鳌论坛不是有很多外方嘉宾吗?不要过于担心外方学者来了会说一些出格的话。

【作者:邓聿文 (编辑:songsh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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