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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智库:网约车新政“成都模式”的启示

本文来源于封面智库 2016-10-20 22:07:00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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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场有关城市出行的空前大讨论已持续两周。

10月8日到14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杭州、南京等国内一线和准一线城市,先后出台了本地化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下称“网约车管理征求意见稿”)。其中一些城市在意见稿中对网约车服务设置高门槛的要求,激起舆论大哗。从人民日报、新华社到微信朋友圈,质疑与争论声声不绝。

但声音并非千篇一律,独树一帜的是“成都模式”的粉丝效应——《为服务型政府叫好!网约车成都模式凸显执政智慧》、《为网约车发展的“成都模式”点赞》、《成都网约车“新政”跑出了人情味》……在批判气氛浓重的大背景下,成都网约车管理征求意见稿究竟为什么可以“逆势吸粉”、赢得赞誉?网约车监管的“成都模式”究竟先进在哪儿?为什么成都可以诞生这样顺应人心的政策?网约车所倡导的创新理念,在与一贯以人为本、敢于创新的成都结合后,将会产生何种化学反应,又将会给正处于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大都市发展建设历史节点的成都,带来哪些发展优势和机遇?“成都模式”又能给其他城市带来哪些发展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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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封面智库在成都主办召开“成都网约车发展与创新监管”专家研讨会,邀请法律、经济、互联网与交通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共同探讨网约车监管的“成都模式”,为以网约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成都城市发展把脉问策。

“高门槛”剥夺了分享经济的红利

针对一些城市在意见稿中对网约车服务设置高门槛的要求,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朱巍表示,以网约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一个人都是主体,都可以分享,如果门槛过高,是剥夺了很多人享受互联网红利的机会,也没有办法让每个人的生产资料流通到分享经济循环之中,这是不公平的。

朱巍认为,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发展,相关的立法和执法,要符合三个最基本的逻辑:一是要合法,像一些个别城市对外来人口进行限制,对车的轴距进行限制,毫无疑问是不合法的,它违反了上位法,违反平等就业权,违反劳动法相关的规定,违反宪法的规定;二是要合理,比如某城出租车最高排量是1.6,轴距是2400多,按照它对网约车的限定,所有的出租车都不能做网约车,都不合格;三是要合情,合乎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我也理解一些政府,它们真的是牺牲了网约车的发展空间来换取出租车改革的时间,但是能不能向成都学一学,能不能向成都的融合发展学一学,在保护一个产业时,给产业发展保留另一个空间和机会?”朱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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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巍认为,成都的网约车监管模式不只是针对网约车的,它对整个城市的发展,对新产业的发展,包括对人民群众权益的保障,是一种完全创新的思维。

曾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有关“出租车行业改革”以及“加快网约车发展”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监事长施杰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对网约车的监管发表了意见。他表示,政府对于出行的管理,一个基本的要求是最大限度去方便大家,使大家能够有序安全的出行,这才是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成都网约车政策体现了城市管理者的自信和政府管理的归位。

他还认为,网约车、出租车、网约出租车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需要从专业角度理清。随着社会的发展,分享经济已经到来,分享经济实际上是让大家更多的闲置的资源拿来有效为大家共享,在我自己方便的同时提供别人的方便,同时减少自己经济成本的支出,这样能减少道路上行使的车辆。但是直接将其定位为网约出租车,似乎是又回到一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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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认为,成都网约车政策体现了城市管理者的自信和政府管理的归位。网约车发展应更多尊重市场的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张效羽表示,网约车监管“成都模式”的先进性体现了成都理政者尊重市场、尊重新技术、尊重消费者、尊重环境。

具体来说,成都规定网约车由市场调节价格、不限制网约车数量,体现了它非常尊重市场的思维;“成都模式”对于新技术的尊重,体现在不用老办法管理新事物;“成都模式”没有户籍限制,没有轴距限制,实际上是尊重消费者,不强制消费者做出选择;对于排量的要求,则体现了对于环境的尊重。

张效羽认为,成都的监管创新体现在“融合监管”,鼓励巡游车进入网约车平台,按照发展趋势来说,出租车和网约车这两个行业最终是要融合为一个行业,不仅城市内出行,以后和公交车、城市之间的出行都要融合,成都的监管体现了对于新经济业态的适应力,适应新的技术发展的能力比较强,意愿也比较强,这种做法就有助于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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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效羽表示,网约车监管“成都模式”的先进性体现了成都理政者尊重市场、尊重新技术、尊重消费者、尊重环境

监管的主要方式是服务,而非控制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夏志强表示,成都网约车新规开放、包容,符合分享经济的发展规律,符合时代潮流,也符合李克强总理讲的简政放权,体现了成都地方政府的不懈创新。

夏志强认为,分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实体经济发展一种新的范式,是资源充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然路径,这种分享经济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财富获取的格局,在某种程度说来说它的出现使大家更公平,主政方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以一些地方显示出的情况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对以网约车为代表的分享经济的总体态度是控制的,这种控制不利于这种新经济形态的产生,对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应该是鼓励,而不是限制。放松管制是创新的前提,过度的监管一定会扼杀新经济形态,这是一个常识。

他还表示,监管的主要方式是服务,而不是控制,“在新经济时代,对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如果以服务的方式,在服务当中去体现监管的话,恐怕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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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强表示,成都网约车新规开放、包容,符合分享经济的发展规律,符合时代潮流,也符合李克强总理“简政放权”的要求。

对此,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柳也表示,主政方喜欢当“父母官”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父母管小孩是犯了一样的错误,“我们始终站在自己的角度说是为他好,结果小孩却并不以为然。”政府管制的目标一定要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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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认为,网约车实现了服务供应方和消费方的双向可流动,是相比传统经济模式的优势。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副教授左大杰从监管成本角度指出,“平台公司提供一个按纽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用行政资源、执法资源去做”;对于户籍限制,他认为对于本地司机还是外地司机的选择权,应该交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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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杰表示,对于网约车这种新业态的监管,“不好办的就交给市场,让政府做更应该监管的事情。”

结合经济发展形势和就业形势,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璐提出,政策应当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政府对网约车等创新业态的态度,可以和经济形势联系起来,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下行期、L型时代,我们就对网约车更包容一些,如果经济转好了,找工作更容易的时候,也可以把态度收紧一些,政策应结合时代特点,保持动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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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璐表示,主政方对网约车的态度,应当和当下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

从国际的宏观视野,我国各地网约车新政是属于宽松还是严格?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博士杨鸿泰在分析了西雅图、匹兹堡、芝加哥、波士顿、伦敦、悉尼、澳门和台湾、菲律宾等地区和国家的监管政策后指出,有户籍限制的地区是极为少见,从这个角度来讲,成都的政策是与国际接轨的;对于客运司机许可的地区也是极为少见;对于车辆长宽的要求,只有澳门要求了车长(大于4.5米)。由此,相比国内各个城市,世界其他地方的规定要更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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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泰认为,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当下的重点不应该是说怎么管理网约车,而是怎么为出租车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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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传媒副总裁、封面新闻总编辑周琪出席研讨会并代表主办方致辞。周琪表示,网约车代表了互联网的活力,互联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一定会用互联网的方式来解决。

本次会议由封面传媒副总裁、封面智库秘书长周凯莉主持。

(编辑:林辰)
关键字: 成都 新政 启示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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