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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苏剑:我国放弃计划生育刻不容缓

本文来源于中国经济报告 2017-03-07 15:30:06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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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育政策的回顾

中国在1960年代在部分地区试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在1973年在全国展开。1980年宋健等人预测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于是1980年在全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简称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的降至1990年的2.3。

1990年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计划生育,推行一票否决制,加上教育、医疗、住房等的产业化改革降低了民众的养育能力,生育率跳跃性地从1990年的2.30下降到1991年的1.80、1995年的1.46、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以来的经济下行的人口学基础。

其实,即便1980年就彻底废止计划生育,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峰值人口也只能达到16亿,然后会下降。比如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十多年的印度,生育率从1980年的4.8自发地降到2013年的2.3;目前发展水平与中国贵州、西藏相当的几个较发达的邦,生育率只有1.6-1.8。

1990年后中国的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当时就应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不相信生育率如此之低,在1996年、2000年预测,如果继续一胎化,总人口将在2010年达到14亿(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3.4亿人)。在这种预测下,1997年“计划生育”进入了“党纪处分条例”,2001年更是出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6年易富贤在《从社会发展水平看调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中判断,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将从2006年的1.95降到2023年的1.47,那么峰值人口达不到14.5亿,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但是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预测继续独生子女政策,总人口也将于2015年超过14.0亿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只13.75亿人),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建议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人口政策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八大之后,迟迟未动的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相继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提出了要防止“人口过快下降”。并将上户口、入学等与计划生育脱钩。

战略决策勇气来自于理论勇气。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口是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而“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习近平明确指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

依照这种执政理念,人口政策调整幅度原本可以更大。2014年之所以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根据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的解释,“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如果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将反弹到4.4(出生4700万/年),总人口将在2044年达到15.35亿。这种预测来自于蔡昉、李建民等人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预测,如果全面二孩,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

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当时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预测,单独二孩后每年会多出生两百万人;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累计效应释放后,会波动在1.6—1.7;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到2050年为13.85亿。

2015年是单独二孩出生高峰年,2015年《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不但没有多生200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2016年《卫生统计年鉴》则显示,2015年比2014年少生了64万人,比2012年少生了90万人;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8。

2016年之所以只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是因为王培安、翟振武等十多位国家卫计委官员和人口学者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中,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从2015年的1.6上升到2.1(出生2189万/年,与两三年前预测的4700万、4995万/年呈天壤之别),到2050年还有1.72;峰值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14.50亿,到2050年还有13.83亿。如果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又会超过15亿人口上限。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6,意味着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缺陷的。 

中国生育率到底有多少?

2016年11月26日,国家卫计委首度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认为“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1750万,与全面两孩政策预判基本吻合”。2016年12月15日翟振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们不必为所谓的‘超低生育率’而担忧”。他认为“中国过去几年生育水平大体上在1.6左右”,依据有三:首先,国家统计局公布每年出生1600多万,其中2015年出生1655万;第二,2015年户籍人口2岁到5岁每个年龄组的人数都超过了1600万;第三,从2012年到2015年,每年的孕妇住院分娩量都超过1600万。

对翟振武的这些观点,我们不敢苟同。首先,人口数据中最可靠的是客观调查的生育率,是15-49岁育龄妇女及其孩子的35套“榫卯”结构,每一组数据可能有偏差,但是作为整体还是比较可信的,并且“这些数据是调查数据直接汇总的结果,没有经过任何修正和调整”。中国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1个孩子,不存在漏报。1孩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国际上,二者的相关系数通常在0.95以上。2015年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20、1.24、1.24;1孩生育率分别为0.60、0.65、0.60、0.63。中国大陆的1孩生育率只有0.562,并且还只是允许单独二孩,那么总和生育率只有1.05是基本可信的。

第二,中国的生育意愿全球最低。2010年、2011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国家卫计委的调查显示20-44岁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78个、1.88个、1.93个。2016年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愿生二孩,有53.3%明确不想生二孩。而实际生育率通常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0-70%,比如日本1992-2010年平均理想子女数是2.53个,但是平均实际生育率只有1.37;德国、波兰、匈牙利2011年的理想子女数是2.12个、2.27个、2.12个,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39、1.30、1.24。中国的生育意愿如此之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2015年1.05的生育率偏差不会太大。

第三,1990年后国家统计局参照小学招生公布的出生数是有大量水分的。1997年之前是乡村承担教育经费,小学招生数是准确的,比如1988-1996年小学招生20542万,与2000年人口普查10-18岁的20930万一致。后面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现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虚报学生数以获得更多经费,比如1997-2006年小学招生19514万,比2000年人口普查0-9岁的15913万多出23%。负责人口统计的张为民、崔红艳、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于是参照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确定每年的出生人数。2013年教育部针对统计乱象,决定实行以身份证号为基础的电子学籍,导致初中1-3年级每个年级的平均在校人数从2011年的1673万,突然缩水到2013年的1466万。

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2001年年均出生1767万人,与2005-2007年小学年均招生1712万(平均6岁上小学)基本一致。这些孩子到2010年是9-11岁,都已上了户口,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户籍9-11岁平均每岁只有1427万人、1411万人。这些孩子到2015年已是14-16岁,有些甚至有了多个户口了,但是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户籍14-16岁平均每岁只有1434万人、1455万人。这些孩子到2013年读初中1-3年级,平均每个年级只有1466万学生。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以上的水分。1991-2015年公布的出生人数中共有大约8000万水分,也就是说2015年实际只有12.9亿人。

第四,2015年户籍低龄组水分更多。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超生罚款难抵户籍的利益,因此绝大多数超生者都上了户口。近年实行了户籍仁政,不管无户口人员是哪个年代、什么原因(包括超生),都能落户,绝不允许再设障碍,这就导致低龄组人口水分增加:以前少量还没有上户的超生者上了户口;过去千方百计在异地上了户口的超生者又以“无户口”为由光明正大地在父母户籍所在地上了户口;一些非超生者也趁机上了多个户口。

2010年住院分娩率已达97.8%,2015年更是高达99.7%,不存在因为医院外出生而漏报了。2010-2013年平均每年只活产了1482万人(还有水分),但是2015年户籍2-5岁平均每岁却有1712万人,国家统计局也公布2010-2013年年均出生了1617万人,可见后二者有大量人口不是“生”出来的,而是水分。2015年只活产了1454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655万人中多出的201万人是从哪里来的?怀孕周期是266天,2016年9月下旬才迎来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到年底将只多出生几十万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又如何能如王培安所宣称的“超1750万”?

第五,医院分娩数据也不可靠。根据2016年《卫生统计年鉴》,2012-2015年只活产了(包括住院、非住院分娩)1544万、1511万、1518万、1454万,没有一年如翟振武所说的“超过1600万”。并且2008年以来的活产数是有水分的,首先是因为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新农合)在2008年初步建立,各级财政人均补助标准由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6年的420元,个人、医院有强大动力虚报分娩数。其次,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由2010年的27.5%上升到2014年的56.6%,流动人口本身就容易导致两头统计,何况农民工的各项福利关系仍然在原籍,于是他们在城市生孩子后,在原籍农村再“生”一次。第三个原因,是近年取消低龄组上户限制,家长乘机给刚出生的孩子获得多个户口。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比如尽管中国严厉打击鉴定性别,但是出生性别比仍居高不下。医院和医生都敢冒如此大的风险鉴定性别,那么面对新农合这么大的馅饼,面对城乡利益的诱惑,面对低龄组上户宽松的政策空间,又如何保证活产数没有水分?因此,2015年活产1454万人可能还有约25%的水分,那么1.05的生育率应该误差不大。

利益驱动的人口造假自古就有,只是古代是通过隐瞒人口获利,现在是通过虚报人口获利。国家统计局一方面公布2015年生育率只有1.05(只出生1100多万),一方面又公布出生1655万,相差46%,这在古代是要被追责的。比如明朝严厉打击人口数据腐败,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光是空印案就处死数百官员。但是明朝仍然存在统计造假,地方官员将黄册(欺骗朝廷的官样文书)送给户部,而私编白册(真实的人口数据)作为实际征赋派役的依据。

清初按人丁抽税,人口严重隐报。“摊丁入亩”将人口与税赋脱钩,获得了准确的人口数;但是由于将耕地与税赋挂钩,又出现了耕地隐报。人口从1734年的2735万(16-60岁男丁;那么总人口约为9000万)增至1741年的14341万(总人口),耕地却从1734年的8.90亿亩减到1753年的7.08亿亩。

中国人口的展望

2015年台湾地区的理想子女数还在2个以上,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8。2016年台湾发展委员会分三个方案预测了2016-2061年的人口,其中低方案是生育率降至2041年的0.9后维持固定,中方案的一直固定在1.2,高方案是升至2041年的1.5后维持固定。

中国大陆的生育意愿比台湾还要低。并且中国的经济模式、社会制度、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很难改变。

本文假设中国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分三个方案预测未来人口:低方案:生育率从2016年的1.05上升到2017年的1.15,然后在2020年跌回1.05,再平稳降到2050年的0.9后维持固定。中方案:生育率从2016年的1.10上升到2017年的1.30,然后降至2025年的1.20后维持固定。高方案:生育率从2016年的1.15上升到2017年的1.45,然后渐降至2030年的1.228,在鼓励生育政策的推动下,再渐升到2045年的1.4、2055年的1.5,然后维持固定。

2015年人口结构采纳缩水后的数据(12.9亿人)。低、中、高方案下,总人口分别在2017年、2019年、2020年达到12.91亿、12.94亿、12.99亿的峰值后开始负增长,2050年只有10.3亿、10.8亿、11.1亿,2100年只有3.6亿、4.8亿、5.9亿。

中国长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820年的人口占全球的37%,1950-1980年稳定在22%,但是2015年降至17.8%。低、中、高方案下,2050年只有11.5%、12.0%、12.2%,2100年只有4.1%、5.4%、6.5%。注:其他国家的人口是将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的中、低方案平均。

人口数量的减少,也意味着结构的老化。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0年的4.7%提升到了2015年的10.2%;在低、中、高方案下,2030年升至19.3%、19.0%、18.8%,2050年达到34.5%、32.9%、32.0%。

老龄化是经济的阻力,劳动力是经济的动力,20-64岁劳动力与65+岁老人之比也反映了经济活力。中国的劳动力/老人从1980年的10.4降到2015年的6.8,在低、中、高方案下,2030年均为3.4,2050年分别为1.6、1.7、1.7,可见养老危机非常严峻。而2050年美国、印度则还有2.4、4.4。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就越强,所以中位年龄反映了经济活力。198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不到22岁,而美国是30岁。中国2015年的中位年龄为39岁,超过了美国。在低、中、高方案下,中国的中位年龄在2030年为46.7岁、46.2岁、45.9岁,在2050年为57.3岁、55.8岁、54.9岁。而美国、印度在2030年只有40.0岁、31.2岁,2050年只有41.7岁、37.3岁。

建议: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

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  易富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苏剑

(原文发表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报告》)

【作者:易富贤 苏剑】 (编辑:林辰)
关键字: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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